闲话“军统”(303)
说起梅思平，也是当年的一位风云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把火就是他放起来的。
梅思平，1896年生，浙江永嘉人。本名梅祖芬，字思平，以字行。
梅思平的经历，像极了陶希圣，二人都是北大毕业生，不过梅是学政治的。毕业以后，也是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然后加入《孤军》杂志、同时认识了周佛海，然后与陶同时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然后去教书。
而且，梅思平也曾参与过“中国社会史”的论争，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陶希圣是对立面，俩人观点不一致。
1934年，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奉命组建“江宁自治实验县”，并任县长，曾名噪一时，后梅思平兼任江苏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抗战爆发时，梅思平任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主任秘书。
杨惺华说：“南京撤退时，（梅思平）才丢了这个‘父母官’，现在一心为‘和平运动’奔走于重庆、香港之间。”
在“和平运动”当中，梅思平也是一个重要角色，高宗武就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才结识周佛海的。
据杨惺华回忆：“一九三八年间，蒋介石政府搬到武汉之后，周佛海的宣传部也到武汉。梅思平得知他的温州同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新自香港回来，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赏了四千元，听说还要到香港去。梅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周佛海，说：‘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蒋介石)很高兴，赏了四千元，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周即请梅邀高宗武来谈谈，探个究竟。”
杨惺华说，高、周二人见面以后约定：“高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做中问人，将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前面说了，高在周佛海的鼓励下，私下去了一趟日本，带回了日本人要汪精卫出马的消息，被蒋斥为“混蛋”，从此再不敢回武汉，与日本人的联络就此断掉。
此时，“挺身而出”的，正是梅思平。杨惺华说：“梅思平还是热心地说：‘现已有端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丢掉可惜。’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梅思平也赶去香港与高宗武合谋了。高宗武不敢回武汉，就由梅思平做牵线人，暗中往返港、汉之间(以后国民党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则往返于港、渝之间)不下五、六次。我在重庆中南银行周佛海的临时住处见到梅思平的时候，正是他由上海经香港返重庆报告活动情况。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次。”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0月24日记载：“二时半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旋沧波来，相与晚饭，饭后，孝炎、百闵、君左及惺华夫妇均来。”
很显然，杨惺华撞上梅思平的那一天，正是1938年10月24日。周是10月22日离开汉口到达成都的，住了两天，10月24日中午到达重庆。也就是说，就在周刚刚到重庆几个小时之后，梅思平就来了。
此前，梅思平与日本人的“会谈”，还都处于互相试探的阶段。杨惺华说：“高宗武、梅思平两人在香港大部分时间是做试探性的接触，谈到具体问题时，双方都要求各自背景人是什么身份，然后才愿进一步谈下去。这次到上海去，他们是以宣传部长周佛海作背景的。但是日方认为部长级的号召力不够大，希望能找出与蒋介石一级的负责当局来谈判，方可作重大‘让步’，从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作出有益贡献云云。周佛海和梅思平认为汪精卫是最有希望的对象。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于是周、梅找上了汪精卫，从请示机宜和分析形势谈起，进而提出日方有意邀汪出马收拾残局。梅思平又将他们在香港、上海间与日方交涉经过，详细向汪作了汇报。”
杨惺华回忆说：“（当时）汪精卫的表示是感慨万分，认为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但不敢毅然出场，主要是怕事不成，下不了台。这一点也是周、梅两人所担心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怕’字，势必由日方提出确实的保证不可了。”
就在1938年10月25日那一天，周佛海于“三时谒汪先生”。此后数日，周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旋谒汪先生”、“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即赴汪先生处”等。由于周、梅、陶等人的轮番轰炸，最终促使汪精卫做出了决定。杨惺华说：
“最后经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几人洽商，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常是反复无常，尤其是这种决策问题，非经过御前会议，仍是靠不住的。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行动。当时陈璧君对‘写平运动’的热心，远在汪精卫之上。最后由陈璧君作出了决定说：‘只要日本政府在御前会上承认汪精卫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今井武夫也是这样说的，他后来回忆说：“中国方面，梅思平于十月二十一日从香港回到重庆同周佛海密谈之后，才对汪兆铭提出关于日华联络的洋细具体的报告，促汪奋起。汪鉴于国民政府中的和平派已处于逐渐受到弹压的形势之中，自己也下了决心，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
11月2日，梅思平衔命离开重庆，经香港转赴上海，与日方进行“和平运动”的谈判，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在日记的最后，周说：“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显明趋势。”
就在梅思平离开重庆的第二天，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广播讲话，称“决继续对华作战”，“建设东亚新秩序”。“盼国民政府拋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声明”。
怎么会这么巧？不是巧，都是事先约好了的。
与此同时，以原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现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的影佐祯昭为主，日方准备了一份《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作为诱降汪精卫的基础文件，并经“御前会议”通过，“成为不变的国策。这个方针成了对汪工作的基础”（今井武夫语）。
至此，陈璧君为汪精卫“出来”所设定的前提，已经实现了。
1938年11月6日，今井武夫携“满铁”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赶到上海，准备与梅思平、高宗武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就设在“重光堂”。
犬养健说：“今井最头痛的事便是确定会场地点。一般场所都容易很快地泄露机密。考虑再三，今井想起了坐落在虹口新公园旁边名叫重光堂的一间空房子。这儿很僻静，以前，土肥原中将一直把它作为公馆而使用着。今井决定借用十余天时间。他还从名叫东亚洋行的旅馆借来七八套铺盖、火盆、碗、筷以及两个女佣人，对食宿也都作了安排。空了很长时间的重光堂，今天又响起了稀奇的女子说笑声。窗子打开，晒着被褥，呈现出热闹景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重光堂，分东西两头住进今井一行和梅思平一行。”
按：重光堂，本来就是日本的特务机构所在地，先是由土肥原贤二主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后是以影佐祯昭为机关长的“梅机关”。
今井武夫解释说：“由于这次会谈特别需要保密，因此，如上所述，高、梅、周分别乘船到达上海。为使会谈场所得以避人耳目，利用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空房子。这所房子正巧由于战争遭到破坏，无人居住，空在那里。在我们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作为土肥原中将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因此，从此以后，我们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
这次“会谈”，令许多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上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