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2)
在7月31日的“午餐会”上，蒋曾要求陶，回到北平以后，要多为国民党做些“宣传工作”。事实上，北平的战事不断扩大，陶已不可能再回北平。于是，此后不久，陶希圣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此，陶希圣再度进入政界。
这样，汪精卫身边，除了周佛海以外，又多了一员“大将”。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上海刚刚打仗，梅思平同陶希圣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湾八号，高宗武也常常来。那个时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同汪先生很亲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边去，回到我家来就谈起汪先生不主张一直打下去。我们当时也觉得中国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能够了的还是了的好，这是和平最初的动机。”
罗君强则说：“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1937年底，周佛海、陶希圣共同主持成立了“艺文研究会”。陶希圣说：“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立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
据罗君强回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方面要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及军队，故由周佛海、陶希圣等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艺文研究会”最终成为了“低调俱乐部”联络日本人的大本营。罗君强说：“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变相的分机构，叫做‘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发行樊仲云的‘国际周报’。同时，也叫高宗武在香港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会’、‘蔚蓝书店’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
陶希圣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据他回忆：“国防参议会在汉口商业银行二楼大厅继续开会。我与沈钧儒等常起争议。有一次会议散后，沈拉住我，说道：‘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我恭敬的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听了陶的话，沈钧儒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陶希圣则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沈钧儒说：“那又何必！”说到这里，二人“相对而笑”。
此时的陶希圣，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过了若干年，他的女儿陶琴薰居然与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相爱。对此，陶希圣欣然同意，并于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为二人办了婚礼，主婚人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
此时，南京已经陷落，陶希圣随“中枢”转驻武汉，陶说：“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他在南京住陵园新村，汉口住中央银行分行二楼。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艺文研究会设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个会（指艺文研究会）的工作的热心指导者。”
这一时期的汪精卫，处于苦闷和犹豫中，比如，在同一篇讲话中，他一方面说：
“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除非强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汤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国同胞的一致呼声了。”
同时又说：“兄弟的愚见：以为大家若要负责任，则必先之以大家说老实话，所谓说老实话，是心口如一，心里这样想，口里这样说，这是很要紧的。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负责任，而看别人去怎样负法。”
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汪精卫曾对他说过：“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的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的结局。”
高宗武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期，由周佛海送交汪精卫的。对此，今井武夫说：“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
陶希圣的回忆，与今井武夫说的大相径庭：“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库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果不其然，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冲冲大怒。今井武夫说：“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蒋暴怒之下，当即下令停掉了高在香港的经费，高宗武深受刺激，以致咳血。周福海只好从宣传部拨出资金，供高仍在香港“暂观形势”。
今井武夫说：“后来高宗武病情恶化，咳了血，病倒了。从此以后，和平运动的同志间的联络专门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负责。”
与高宗武同样“深受刺激”的，还有汪精卫，据周佛海后来回忆：
“事变第二年八月间双方在东京开始接洽，中国方面由我在汉口指导，日本方面由犬养健先生负责进行。因中日双方各有困难，和平运动未能表面化，结果并无大进展。在廿八年八月廿六日日军进入汉口之前一夜，我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于是对汪先生进言：‘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因为中国方面尚有一二百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消灭，后方尚有如此广大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被征服，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
按：周佛海在这里的回忆有误，日军攻占汉口，是在1938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三。查《周佛海日记》，10月25日，周确曾记载：“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
据周佛海回忆，当时汪精卫是这样回答他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
从1938年7月25日的“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到10月25日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仅仅三个月，汪之落水，已见端倪！距他在“临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副总裁，也不过半年时间而已！
也是从此时起，高宗武暂时“息影”，“和平运动”的“接力棒”，从高宗武而周佛海，现在交到了第三员“大将”梅思平的手中。
周佛海的小舅子杨惺华，原本是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派赴四川成渝铁路工程局的工务员，因时值抗战，工程取消，杨惺华失业了，于是他去重庆找周佛海谋职。
据杨回忆，当时是1938年秋天，武汉也已沦陷，“中枢”已全部迁到重庆，周家住在中南银行重庆分行。某日，他到周家吃饭，正聊天，银行的“传达”进来说：“香港梅先生来看部长。”
杨说，当时“周佛海马上紧张地向我示意说”：“你先回去，我们下次再谈吧。”
接着周又说：“我这里的任何事情，你不要对外人说呀!”
杨惺华说：“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们头次在重庆见面，这样胆颤心惊的干什么?在我退出时，看到周佛海向一个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热心招呼，问‘什么时候到的，饭吃过了吗?’”
这位“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就是梅思平，也是“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当中，最后出马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