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1)

1925年“五卅运动”，陶汇曾以北大法律系毕业生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称英国巡捕“违法”，租界捕房大怒，曾到上海会审公堂起诉陶汇曾。最后的结果是：“大约延了五六次期，最后一堂，两方律师各说了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罚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才算了事。”此事令陶声名鹊起。

陶汇曾也是《孤军》杂志成员，据萨孟武回忆：“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

就这样，陶汇曾认识了周佛海并成为好友，也种下了日后的恶因。罗君强说：“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北伐军兴，经周佛海援引，1927年1月，陶汇曾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校军衔。同时被聘任的，还有陶汇曾北大的校友兼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梅思平。

由于当时军校给陶汇曾发来的聘书上，写的名字是陶希圣，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字行世了。

“书生从军”，令陶希圣极为兴奋，当时，他曾经把筷子插在腰上，对太太万冰如说：“我要挎指挥刀了。”

不过，陶没有想到，武汉之行，不但没有挎上指挥刀，他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却险些被别人的“指挥刀”砍了去。

“七一五”前后，周、陶先后离开武汉，周佛海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陶希圣则转任政治总教官。

不久，陶希圣辞去军职，操起了他的老本行，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教书。1929年，陶希圣的早期代表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发表，在当时的学者中掀起了一场社会史的论战，同时，也使得年仅30岁的陶希圣跻身于一流学者的行列。当时他曾不无自得地说：“我的稿子是支票，五块一千字，随手可以兑现。”

也是在这一时期，陶希圣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活动，成为“改组派”，不可避免地，与汪精卫等人的思想倾向逐步靠近。但至少在此时，陶希圣还是比较纯正的学者。

1931年，陶希圣的母校北大闹了一场“学潮”，史学系的学生们联合起来，要求罢免系主任朱希祖、并聘请他们的学长陶希圣任教。应该说当时的学校还是挺开明的，不久之后，北大果真聘陶为法学院政治系教授，讲中国社会史。

1935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正是这本刊物，使陶希圣成为一代大师。

按：陶希圣这个人，即使后来没有短时间的落水和震惊世界的“中途退出”、即使后来没有协助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即使没有在解放前夕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名列第41位，他也照样会在现代史上留下一笔，因为在学术成就上，陶希圣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

陶希圣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行前，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他们饯行，陶希圣说：“七月七日，北平市长秦德纯先生约我们吃饭。被邀者是中央政治会议发出请柬，约到牯岭茶话的几个人。有蒋梦麟与胡适之，我亦在被邀之列。不料这几位客人之外，还有一个宋某(华北大学教授)和罗努生(隆基)。席设中南海一座玻璃大厅。那原是乾隆帝的书斋的旧址。饭后，主人与客人走出大厅，在广阔的高台坐下。

当时，胡适等问秦：“丰台事件发生，宋先生回乐清故里。北平市靠市长维持。请问我们到牯岭去，你有什么口讯要我们带去?”

秦说：“没有别的话，只希望中央相信宋先生和二十九军。”

这时，罗隆基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

对此，胡适说：“努生!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如我们政府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

陶希圣接着说：“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并不是党员都退出华北。我们都在这里继续奋斗，决不让你所说的各党各派做华北特殊化的工作。”

陶希圣回忆说：“谈话至十一点散会。我在淡薄的月色之下，乘车回到大乘巷寓所。我和冰如坐在炕上，说到下学年休假的事。我们认为日本军阀的侵略战在九月间必将发作。我预定游历西南各省，家眷最好搬回武昌。”

“说话之间，忽听得远处有隆隆炮声。我们知道那一场战争是提早发作了。”

陶希圣回忆说：“八日清晨，我上街去，到前门外的东车站与西车站看一看。街上沉寂，两座车站冷清。我再到中国旅行社询问铁路交通情形。他们的答复是平汉与平津两路火车都不通。……数日之后中国旅行社忽然通知，要我立刻出西直门。那里有环城火车，可转丰台，再换车到天津。所有北平被邀往牯岭的诸位先生都是这个走法。我当然照办。”

几经辗转，陶希圣等如期赶到庐山，并聆听了蒋介石的著名讲话，他回忆说：“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静听。这一篇讲话就是抗日战争的揭幕。这一篇讲话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全国和全世界都听见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的号召。”

很自然地，“平津的来宾是茶话会的重心”。陶希圣说：“会议除了大会之外，还有分组会议。平津来宾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这一分组首次集会，谈到北平的情势。我们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中央一位重要同志问我道：‘你能保二十九军一定抗日吗？’我说：‘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集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说二十九军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

陶希圣还特地回忆了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会面的经过，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那三个人就是周恩来、林祖涵（即林伯渠）与秦邦宪。”

“我亦曾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林、秦三个共党代表。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

“下山”以后，陶希圣去了南京，“寄居西流湾周佛海公馆”，从此进入了“低调俱乐部”。

据罗君强回忆：“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谈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一九三四年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建造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问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曾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佛海即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甚至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那个高塔顶层去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前面说过，1937年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到蒋介石的午宴，这顿饭，陶希圣也去了，他后来回忆说：“八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梅贻琦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张伯苓先生一开口，老泪纵横，说道：‘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陶希圣还说，在谈话中，胡适特地谈到当时备受争议的张自忠：“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

蒋介石还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