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0)

事实上，高宗武到香港搞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就出于周佛海的策划。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南京失陷后，我就到了汉口，当时觉得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很不充分，所以主张高宗武到香港去收集情报，报告委员长，每月发给经费七千元。”

对此，今井武夫说：“中国政府迁到汉口以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不久日本政府就发表了上述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平的形势至此完全中断了。这时周佛海跟高宗武商量：陶德曼调停和平虽告失败，但总要设法打通了解日本内心的想法。现在日华间的关系完全割断，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走出汉口考虑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他们筹谋了各种计划。好在周佛海身为副秘书长又是党的宣传部长，最初就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关，让高宗武担任主任。然后高按照周的事先布置，以取得对日情报为借口，往返于香港和汉口之间，挺身为日华和平效劳。”

最重要的一点，高宗武之赴日本私下“谈和”，就是周佛海指使的。

在犬养健与高宗武的谈话中，犬养曾问：“你是暗地里得到上司的谅解而来日本的喽。那位上司是谁?是蒋介石先生吗?”

“不，不是蒋介石先生。”高宗武说：“直接的是周佛海。就是那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周先生。周先生确实热心地劝说。”

犬养健听了，觉得有点奇怪，于是继续追问：“那么说，蒋先生通过侍从室，当然会知道你来日本的事喽。”

“蒋先生不知道。”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若有所思地含糊其辞”，说：“蒋先生知道我在香港研究日本的情势，因为我接受过他的命令。但他不知道我这次来东京的事。他听了一定会吃惊的。”

高宗武还说：“陈布雷是侍从室主任，立场比较微妙，因此不管什么事他都不明确地讲出来。而周佛海非常积极，勿宁说他是站在前头。他的调子是：以汪精卫为核心也可以，大胆地干，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犬养健又问：“承担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周先生对蒋先生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把过去艰难困苦的外交谈判贯穿起来进行研究的话，就会知道蒋介石的态度是主张：军事上，我负全责；而政治上，不是有堂堂的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么！因此，每逢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总是请汪精卫先生和张群先生来负责，拿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他是这样考虑的，可我觉得有点冒险。”

现在，就到了周佛海“承担”的时候了。

在1938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思平谒汪先生回，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

按：此前几天，高宗武已经秘密前往日本。

从此，周佛海一直在焦灼不安地等待高的回音，在1938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7月25日，消息终于来了，周佛海说：“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

高宗武没敢自己回来，今井武夫在回忆中分析说：“但在高违反蒋介石的意向私自赴日的情况下，如果就这样回到汉口，必然会遭到逮捕或监禁，恐怕就不可能再次离开汉口了。”

周在日记中接着说：“对方坚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五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

实际上，日本人给周佛海出了个难题，按周佛海原来的算计，既然日本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就先把汪精卫推出来，到一定程度再把蒋介石引出来，这个“和平”不就实现了么。

所以，周佛海敢于跟高宗武“拍胸脯”：“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孰料，日本人根本没理会周的一片苦心，直接提出让老蒋下台。犬养健曾警告高宗武，谨防把“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被他不幸而言中。

所以，周对高传回来的消息感到“令人失望”，因为高宗武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现在要看他周佛海的了，但是由于日本人的狮子大开口，他已经没法“承担”这个后果了。

无奈之下，当天，周佛海做了两件事，第一，“约希圣来谈”；第二，“谒汪先生”，商量对策。

“希圣”即陶希圣，也是当年一个倒海翻江的人物，前面已经多次提起了，在这里补叙一下。

陶希圣，1899年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

陶汇曾的父亲曾在河南当候补知县，因此陶虽生在湖北，却是在河南长大的，他后来回忆说：“一个候补知县的家庭生活是清苦的。每日三餐都是稀饭。我偶然看见同院的人家吃干饭，回家来大喊大哭要干饭吃，姐姐们把我的口堵住，不许喊，也不许哭。”

陶说：“我父一度进河南巡抚的幕府。有一日，他带我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一座玻璃槅子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我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直到今日回想起来，平生再也吃不到那样鲜美的汤面。”

陶汇曾9岁入开封旅汴中学，是当时班上最小的学生，但考试成绩却总是第一。一次课堂上答题，坐第一个的答第一题，依次类推，坐第九个的就是陶汇曾，他看第九题很难，刚好第三个座位没有人，他就跑去答了第三题，

陶汇曾回忆说，当他答题之后，老师不让他坐下，并“痛加申斥”，说“陶汇曾自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误了一生”。

此话令陶汇曾受益终生，他说：“我一时汗流浃背，不敢抬头。自此以后，我的功课有大进步，尤其英文的进步更大。”

1915年，陶汇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入北大法科，1922年毕业，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了一名“专任教员”，月薪130大洋。陶汇曾说：“这个数目超过我的希望很远。我尚未毕业之前，只希望初出母校即能就四十元至六十元的职位。”

在校一年，陶汇曾教“四年级的亲属法”，他后来说：“这一课决定我一生的经历。”

1924年7月，陶汇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当时，“商务”的编辑不下三百人，其待遇是保密的。陶汇曾说：“每人的薪资是由编译所直接条告，互不相知。但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磁盂注入的。”

陶还举例说：“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桶，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是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之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后来，陶汇曾做了总经理的秘书，待遇一下就不一样了，他说：“其时王云五先生任总经理，我做了总经理的中文秘书。哥伦比亚回国的潘光旦先生是英文秘书。我坐的椅子是四面转的。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我是‘当局待遇’，即与经理协理一样，上下班不打卡片。”

陶汇曾没有留洋的经历，这一点，当年的学者名流当中，绝对属于“另类”，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案”。对此，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

陶汇曾成名以后，告诫后来人说：“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淘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若是做学问的人，不知学问的艰难和人生的甘苦，也很难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这是我特别告诉大家的几句话。”

陶汇曾的成长过程有点特别，他虽然是官宦人家出身，从小却过的是苦日子，也没有钱留洋，纯粹靠个人奋斗成长起来的，因此他能够悟出来“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一点，在当时的人们当中，应该说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