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98)

7月22日，与高宗武一同前去日本“谈和”的周隆庠带着高给蒋介石的报告，回到了汉口，同时带来的，还有高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按：周隆庠，1905年生，江苏无锡人。

周隆庠也是日本通，跟高宗武一样，属于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的那种人，原任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后随高宗武一起到香港搞“日本问题研究所”，成为高的得力助手。

接到高宗武这份报告的，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

周佛海，是高宗武之后、促使汪精卫落水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促成所谓“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之二。

提起周佛海，大家并不陌生。周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1921年就以留日共产党员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但同时，他也是最早退出共产党的那拨人之一。

周佛海，1897年生，湖南沅陵人。

1917年，周福海赴日本留学，1924年，受刚刚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宣传部长的戴季陶邀请，中断学业回国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在广东大学当教授。据周自己说，当时，国民党刚好在香港创办了一份报纸，戴令他去当主笔，结果，因周不熟悉新闻工作，出了几次差错，无奈只好辞职，回到日本继续读书。

同年9月，周佛海退出中共。

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以后，周来到上海，加入了当年曾风云一时的《孤军》杂志。据罗君强回忆：“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

按：罗君强，1902年生，湖南湘乡县人。原中共党员，1925年脱党。

北伐开始以后，依然由戴季陶推荐，周佛海当上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其间，多有波折。罗君强说：“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

从此，罗君强一直是周佛海的亲信，并随他叛国投敌。

“七一五”以后，周佛海逃离武汉去了上海，结果给抓了起来。罗君强说：“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５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按：杨淑慧即周佛海的第二任太太。曾参与中共“一大”的会场布置，前面说过，解放以后，“一大”会址就是杨淑慧找到的。

杨淑慧的性格，有点类似于陈璧君，用好了，是老公的好帮手，用不好，则适足以济其恶。像找佛海这次被捕，落在杀人如麻的杨虎、陈群手中，要不是杨淑慧，闹不好脑袋就给砍了。

这件事，周佛海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也是他在《《孤军》杂志》时的同事萨孟武也曾留下回忆。他说：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改称中央军校，以周佛海为政治部主任。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其亲信陈公博同时辞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职务，后该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以周佛海为部长。

上面这些，都是军职和党内的职务。在政府方面，周佛海只做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但他的名声似乎不甚好。前面说过，原本在浙江好几个县当过教育局长的王蒲臣，一听说周佛海接了朱家骅的职务，马上辞职不干，改当特务了。

周佛海在官场上的转机，起于1937年抗战之初。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八月初旬，承命撰发军事宣传品约六七种，顾脑力极不济，某日撰《告空军将士书》，费十六小时乃写成，仅二千余言耳，而濡滞若此，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

在这里，陈布雷是说，自从抗战开始一来，每天奉蒋之命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文思滞膣，本以“快手”著称的他，写一篇2000字的文章，居然用了16个小时。陈本来就有严重的失眠，至此实在是难于支持，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值此紧要关头，蒋介石怎么可能放走他的“文胆”，陈布雷说：

“蒋公留置不报。书再上，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公乃嘱熊天翼等慰劝，许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改组侍从室第五组，将原任秘书八人及五组书记司书各二人均予解职，盖为战时行动便利，不能不缩小编制也。李唯果秘书以九月入侍从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组长。”

在1937年8月8日的日记中，周福海说：“五时半布雷来，出示蒋先生委余为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手谕，闻听之余，毛骨悚然。此事极不易做，惟国难如此，绝不能辞，奈何？”

这样，周佛海意外地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参与密勿。

1938年4月，在“临全大会”之后，国民党紧接着又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任顾孟余为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一直在香港，由周“代理部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