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97)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新中国。”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此举，意味着陶德曼等人的“调停”彻底告终。
这个声明发得毫无道理。且不说“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叫不叫人话，单说其核心意思：“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就已经说明，日本政府已彻底为“统帅部”所挟持而失去理性。
实际上，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前，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不再继续扩大战争的意见，但在此之后，日本政府自己关闭了与中国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对此，今井武夫评价为：“日本政府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会谈的地位，丧失了解决事变的对策，造成了长期苦思焦虑的结果。”
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健也将这个“声明”斥为“毫无道理”，他说：“对于军事上已成为交战‘对手’的外国政府，在政治上却不以它为谈判对手，这究竟是要干什么？”
按：犬养健是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在日后的“和平运动”中，犬养健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犬养健说：“‘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
从此以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有关于所谓“和平”的努力，就都转入“地下”了。
高宗武就在进行地下的“和平运动”。他后来回忆说：
“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几个星期后，我带回来一手情报。委员长于是批准我的第二个建议：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赴香港定居。此后，我只会在有情报的时候才去汉口。为了不露痕迹，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
高宗武的回忆录，从此一下跳到1939年，即汪精卫出走之后，也就是说，1938年的几乎一整年、也是所谓“和平运动”最关键的一段时间，他干了什么，高没有说，这也是他这本“回忆录”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简而言之，在这段时间里，高宗武做了两件事：
第一，高宗武去了一趟日本，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科科长今井武夫等人。
对此。今井武夫回忆说：“高留在日本期间，同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都会谈过。我参加了会谈，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
影佐祯昭回忆要详细一些，他说：“昭和十三年（1938年）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
影佐祯昭说，高宗武此行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
对此，影佐祯昭说：“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
从上述两个日本人的回忆看，应该说比较明确地透露出一个意思，即高宗武首先提出了“既然蒋介石不谈，就找汪精卫谈”。
不过，按笔者推测，高宗武与蒋、汪二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因此高应该不会主动地提出把蒋撇在一边，把汪捧出来；另外，私下与敌方“媾和”不是什么光彩事，让汪去“跳火坑”，应该也不是高的本意。况且，以高宗武一个外交部的卸任司长，芝麻绿豆大的官，还不够谈这个事的级别。
究竟是谁提出来的，高宗武刻意地没写，那么我们只好再找一个人作为旁证。
这个人就是犬养健。
1938年7月初（据犬养健回忆是7月2日或3日），经松本重治介绍，犬养健在一个内部“派对”中认识了高宗武，并于次日与高宗武进行了一番长谈。
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宗武是这样说的：
“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但汉奸(卖国贼)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当不当汉奸必须明确。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我认为您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一开始就说明这一点。
犬养健说，高宗武与他谈到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并曾探讨能否由日方主动收回这一说法。
对此，犬养健认为：“你的意思是说，如能改变近卫声明就好办了，是吧?这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变更的嘛。况且，又是必须这样做的。然而，作为事实问题，就在一月间刚刚发表的声明，怎么能简单地更改呢?”
就这样，话题引到了汪精卫身上，请注意高宗武下面这段话：
“这两三天，多次地与参谋本部的人讨论这件事。中国班班长今井是这么说的：日本政府也有公开的立场，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那样简单地取消。本来尽管参谋本部那样反对，仍然发表这一声明，也是事出有因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怎么样?也有人提出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来开展和平工作，中国课课长影佐也讲了同样看法。他们主张，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先生的推荐，改换成以蒋先生为正式的谈判对手。”
很显然，请汪精卫“出马”出自日本人的建议，而且正是今井武夫和影佐祯昭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对此，犬养健经向高了解蒋、汪二人的情况后，同样表示赞成，他说：
“尽管辛苦，最初的‘爆破’任务还是请汪精卫来完成吧。借汪先生的‘爆破’作用，就好比在困窘的隧道工程上打开一个缺口。”
对此，高宗武说：“是啊，虽然它充其量不过是次善之策，但也可能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次善之策了。”
犬养健的父亲当过日本首相，因此政治上十分敏感，在当晚的谈话中，他曾三次提醒高宗武，不要把自己给“搁”进去：
“蒋委员长不动，而由汪副总裁出马。这样一来，这个和平运动方向一偏，不是会有出现反蒋运动的危险吗?”
“煞费苦心的和平运动倘若变成反蒋运动的话，就会适得其反，结果是鸡飞蛋打……”
“高先生，汪和蒋两位先辈都很信任你，你是个幸福的人。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幸福也是你迷惘的原因。我倒有这样一种感觉。”
对犬养健的警告，高宗武表示认可，他的回答是：“大概是吧。但我决不在蒋、汪之闯脚踏两只船。可能的话，为了中国，希望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我有这样的想法，灰心断念还为时过早。”
根据犬养健的回忆，可以看出，高宗武初到日本时，对于所谓“和平运动”如何开展、以及推定谁来做领袖，并没有明确的腹稿，或者说倾向性。是日本人帮他做了一个抉择、帮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即“日本政府认为和平运动以汪精卫为中心是适宜的”。
经过日本人的轮番劝说，高宗武认可了对方的判断，并愿意以此为目标，推动所谓“和平运动”。但他的“和平运动”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底线，即“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
事后，犬养健又找到了影佐祯昭，与他交换了看法。在与犬养健的谈话中，影佐祯昭对高宗武做出了一个判断：“高先生有男子汉的功名思想，一心想最早把和平工作搞成功。”
影佐把高宗武看得很透，高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下与日本人谈和，其“功名思想”是关键，即凭着一己之力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也就是实现胡适所说的“奇迹”。
包括高宗武后来“令人费解”的中途退出，同样出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