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96)

“通邮谈判”使高宗武名声大噪，1935年，年仅29岁的高宗武晋升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后来回忆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

高宗武说：“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没有一个中国人有我那么多与日本人谈话的次数。”

高宗武说：“我经常被叫去设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压力。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陆军和海军武官，和他们的代表人，也时常来找我。包括冒充南满铁路局官员的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对付不断的恐吓，我说：‘我常住暴风海上，所以不怕晕船。’”

按：“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即西义显。此时的高宗武还不知道，日后，他与西义显打交道的时候还多着呢。

话虽然这样说，无休止的谈判，还是令高宗武身心俱疲。高宗武说：“我自己也疲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离职。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按：“张将军”即张群，原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之后接任外交部长，遗缺湖北省政府主席则由杨永泰接替，结果杨接任不久，即因“亲日”被刺身亡。

高宗武在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同学、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秘书松村喜寿，曾经很坦率地对高说：“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于，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松村还说：“一些中国政客认为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对中国没有好处。我怀疑一旦中国被侵略，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帮助中国。”

松村说得很准，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真的不会有一个站出来帮助我们。

张群当外交部长，对日交涉全部委诸高宗武，据高的友人周谷后来回忆说，有一次蒋介石打来电话，张群接的，蒋一听是张，也不寒暄，直接说：“我找高宗武。”可见蒋对高的倚重。

所以，高不但不能辞职，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汪精卫正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蒋在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之后，因平津战局急转直下，遂结束了第一期谈话会，匆匆下山主持军务去了。

第二期谈话会由汪精卫单独主持，在谈话会上，汪精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我们当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牺牲，则牺牲为无意义，今日若不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为尤无意义。‘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在阐述了“傀儡”与“牺牲”的问题之后，汪精卫说：

“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

汪精卫的这篇讲话，就是这样结束的。琢磨起来，让人听着有点不是味——

“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听汪精卫的话茬，好像“抵抗”即“牺牲”、“牺牲”完了，“抵抗”也就完了，换句话说，“抵抗”的结果，除了“牺牲”，没有别的。总体来讲，调门比较低沉。

调门低的，还不止汪精卫。

就在蒋介石“下山”的同时，由于平津已经沦陷，从北京来的几个代表，如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有家难回，于是就去了南京。

7月30日，应高宗武之邀，胡、蒋、梅等人到高家做客。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席间，胡曾就中日战争征询高宗武的看法，说：“先生有何高见？”

高说：“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

这就是“低调俱乐部”的由来。

经过讨论，胡适说：“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负此大任。”

次日，胡适等人又赴蒋介石的午宴，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伯苓”即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就在前一天，天津沦陷，南开被日军炸成废墟，张伯苓怎么可能不“附和之”。

对此，胡适有不同的想法，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氛围下，任何“泄气”的话都说不出口，于是，胡适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对此，蒋介石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胡适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说：“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

也就是说，在抗战爆发后不久，蒋、汪同时在第一时间想到了高宗武，觉得他能够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发挥作用。

还是在7月31日的日记中，胡适说：“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对于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高宗武语焉不详，只是说：“没有训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军事准备尚不完备，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不过在8月初，上海的情势濒临爆炸。8月7日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那将不会再有什么‘塘沽协定’或‘上海协议’。川越仅仅说他会把委员长的‘口信’转报政府。”

在回忆录中间，高宗武特地强调：“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日本人的正式会晤。”

换言之——此后，高宗武与日本人的一切会晤，都是“非正式”的，都不代表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