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95)

龚德柏提到的高宗武，其实是蒋介石的亲信。

说起高宗武，又是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曾经两次改变中国抗战的格局。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乐清人。

高宗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的，1931年回国。他后来回忆说：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我的时运不错，l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l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

1932年，高宗武被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看中，进入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

高宗武回忆说：“1932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汪。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他要见我是为了我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跟其他人一样，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像戏台上的英雄或童话中的王子)、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五十岁的他，看来顶多三十出头，尽管那时他已为糖尿病所苦。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

高宗武还评价了陈璧君，他说：“汪夫人一直讨厌汪的年轻相貌，因为她一辈子都被当作汪的母亲看待。”

1934年5月，高宗武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仅一个月后即升任亚洲司副司长。

高宗武回忆说：“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刚刚上任，高宗武就面临着“藏本事件”。他说：“1934年6月8日晚上，一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职员，藏本英明，突然失踪了。事情发生在中国首都，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的好机会。”

“藏本事件”，我们前边是说过的，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的亚洲司副司长高宗武，与他打交道的就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

对须磨，高宗武及其厌恶，他说：“须磨是个咄咄逼人、横眉竖眼、体重200磅、绝对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报纸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报道失踪事件；须磨为了加大讨价筹码，在向记者谈话时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说他是副领事或代理副领事，须磨坚持藏本为中国宪兵谋杀。”

高还说：“在所有日本人当中，我最讨厌须磨，所有中国人也一样。他办事虚伪，处理‘事件”’的手法绝对卑鄙。中国人一听到须磨的名字就变脸。”

最终，“藏本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高宗武说：“日本人和须磨当然大为狼狈。虽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评须磨，要政府召他回国，可是须磨在南京继续待了三年，然后升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接下来，高宗武面临的，是一项更加棘手的工作——协助谈判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通邮问题。

高宗武说：“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本来，主持谈判的是“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高宗武说：“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这个任务，落在了高宗武身上。他说：“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

1934年9月，高宗武赶往北平，他说：“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与预料的一样，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高宗武说：“许多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是傀儡‘满洲国’在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邮票。中国不能接受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中国也要求在长城设立输送邮件的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满洲国’邮局直接接触。”

在这种自相矛盾，近乎自欺欺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谈判”，令高宗武的态度极其“难拿”。最后，高将自己谈判底线定为：“根据中国不承认日‘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对此，日本人当然暴跳如雷，谈判旷日持久，无法达成一致，中国方面也不满意，高宗武说：“黄郛责备我，说我年轻调皮。殷同警告我，‘这些谈判出不了英雄’。我以负全部责任来安抚黄郛，然后向胖胖的、圆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就知道不会成为英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按：殷同，1889年生，浙江江阴人。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高等科，与前面说过的汪时暻是同期同学。

殷同也是亲日分子，曾与何应钦、熊斌共同参与《塘沽协定》的谈判，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任北宁铁路局局长。因此，高宗武讽刺他，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1937年，殷同改任铁道部顾问。接替他的，就是没有潘毓桂那么“像日本人”的陈觉生，后陈被日本人药死。

高宗武说：“谈判破裂后第三天，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手段。不过，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个人来提议再开一次会，我当然同意。他们发现我并非虚张声势，因而做了一些让步。……三个星期后，没有签名的备忘录终于为双方接受。”

“双方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占领区之间的邮递，至今通行无阻。换句话说，占领区的邮政制度，仍然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按：高宗武所说的“至今通行无阻”，是指他写作回忆录的时间，即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