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94)
1938年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
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后一个职务。
这也是最令汪精卫生气的一个职务。
实际上，连这个副总裁，都是老蒋千方百计、想了很多办法才“施舍”给汪精卫的。
将国民党改回“党魁制”，表面上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抗战的要求，同时，也是蒋介石集权的需要。
自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把“总理”的头衔永远留给了中山先生，领导体制改为委员制，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这一权利，简称“中常会”。
另外，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为分担孙的工作，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后来又曾改名为“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
最初，“中政会”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临时机构，对孙个人负责。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汪精卫曾先后担任“中政会”主席，并将“中政会”的体制固定下来，定位为：“关于政治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名义执行之。”换句话说，“中政会”成为国民党指挥政府工作的指导性机构，即连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桥梁。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工作重心向政府偏移是很正常的事情，久而久之，参与政务的“中政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反之，作为国民党最高权利的化身的“中常会”，由于只管党务，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党内的地位原本很低，通过几年来的拳打脚踢，成为了实际上的“革命领袖“，大家会看到，在1935年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不论是管党务的“中常会”、还是管政务的“中政会”，蒋介石都是负实际责任的副主席，党内的威权已经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
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上面还各有一位国民党的元老压在头上。尽管胡汉民已经去世、汪精卫已经基本上被打趴下，但这层盖子必须揭去，蒋介石必须明证言顺地成为党的“一把手”。
另外，抗战刚刚开始，急需事权的统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这倒也是一个可以摆得到桌面上的理由。
国民党设总裁，这个位置，自然是给蒋介石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难于处理的是汪精卫怎么摆。
以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和对“革命”的贡献，又加抗战时期，“团结”为重，从哪个角度考虑，蒋介石都不可能无视汪的存在，必须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
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在“总裁”之下，增设一个“副总裁”，让汪精卫当。
问题在于，无论总裁、还是副总裁，都不是任命的，这是党的代表大会，都是要经过代表选举才算数的。
自己选总裁，蒋介石知道问题不大。汪精卫就难说了，万一选举当中出点岔儿，大家不同意增设这个位置，或是选上一个不相干的人，这番做作可就都白费了。
为了确保汪精卫“选”上副总裁，蒋介石花了很多心思。
其一，在表决方式上做手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举手、起立、投票三种形式，都可以用来表决，这样就回避了大难题，凡是可能引发意外的表决项，一律以“起立“的方式表决，这样，多一人起立少一人起立，都问题不大，便于打马虎眼。
难办的是，“议事规则”也是需要经大会通过的。于是，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事前安排，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向大会建议，因“议事规则”很长，如果逐条念下来，然后再讨论，很浪费时间，建议省略这一项，直接通过算了。
居正的建议合情合理，前面说过，为保证安全，“临全大会”是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召开的，每次都搞到深夜，时间确实很宝贵。另外，与会者也没有想到蒋介石要通过这样一个“规则”，在“保”汪精卫的问题上搞小动作，于是，“议事规则”就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
其二，创造性地规定，总裁、副总裁两个职位一起选举。要么都同意、要么都不同意。这样，要选蒋介石当总裁的，只好同时“捎带手”把汪精卫的副总裁一起选上。
“选举“的当天，据龚德柏回忆：“这天是由于右任主席。此老那时已六十岁，虽不算甚老，但其说话声音最低，虽在四五排亦听不清楚，后座更不待言，故会场始终混乱不宁。后来秘书长叶楚伧代为说话，始能进行议事。这时代表中对于设总裁一案固少反对，对于设副总裁则持异议者不少。”
龚德柏本人就反对设副总裁，他说：“因之设副总裁案，若以正当程序付表决，恐难通过。于是付表决时，秘书长叶楚伧乃宣称：‘赞成党内设总裁、副总裁者请起立。’”
龚德柏说：“这种表决方式是违法的，因为设总裁是一件事，设副总裁又是一件事。有人对于设总裁赞成，而却反对设副总裁。这样表决，将使人不能抉择。”
龚德柏说错了，他肯定没有仔细阅读经大会预备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这种表决方式”一点不违法，蒋介石早就料定了大家会有这样的异议，从程序上先站住了脚步。
龚德柏很生气地说：“故我几乎要起立反对这种表决方式。但忽然又想：我已决定作死牛死马不发一言，又何必在此重要关头，作此要讨人们厌恶之事？遂不起立，而默认其表决方式。该案遂通过。”
党内设总裁、副总裁的议案“顺利”通过。接着出场的，是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由他提出分别选举蒋为总裁、汪为副总裁的提案。吴还特地做了一个说明，指出：
“总理发明了世界上唯一的三民主义，经积年不断奋斗，才树立了党的中心力量。当时本党的基础在广州，担任军事方面责任的，就是蒋同志；担任政治方面责任的就是汪同志。他们好像亲灸学生，把总理所要给我们同志的遗训，都接受下来，传达出来。以后本党发展，总理自己并没有看到。而总理中心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靠两位同志与各位同志不断的努力。”
通过“说明”，吴稚晖强烈地暗示大家，只能选“蒋同志”和“汪同志”，不要胡来。吴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由他来说这个话，是比较合适的。
吴稚晖说完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该“选举”了。
龚德柏说：“叶楚伧偷关漏税，秘密输入副总裁之诡计既获胜，第二诡计又来了。他又以‘赞成推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的请起立’的方式，再秘密输入汪兆铭为副总裁了！”
至此，汪精卫“顺风顺水”的选上了国民党副总裁。
至此，汪精卫彻彻底底地被蒋介石打翻在地。
对蒋介石而言，他肯定以为，自己很对得起汪精卫这个老对手了。而从汪精卫的角度，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上位”，而且是“屈居”在党内的后辈蒋介石之下，其心情可想而知。
据与会的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
龚德柏则说：“汪兆铭终于被推为副总裁后，起立说话时，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态度很不自然。所以我断定：他之投敌是由此时决定。”
龚德柏进一步分析说：“若分别表决，则设副总裁案可能被否决。副总裁既不设，则汪兆铭当副总裁之事就没有了。汪不当副总裁，则他虽不能当总裁，亦会不致如当副总裁之受屈辱。因为他平时自命为党中之老资格，今乃使之屈位第二位，实大大的侵犯他的尊严，而使他永久认为耻辱。”
龚德柏说得很对，蒋施舍给汪这个副总裁，不管蒋的本意是什么，对汪来说，此举都意味着绝大的侮辱。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汪精卫的“被”副总裁，其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当众被别人抽两个耳光，估计没什么区别。
龚德柏断言：“他（指汪精卫）的决心投敌，甘作傀儡，大约由此时起已作最后决定。试观三月三十日被选为副总裁，五月间即派高宗武赴东京与敌勾结，而甘心作傀儡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