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91)

其实，汪精卫在国外，早就待不住了。

早在1926年9月29日，汪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声明“前事无嫌”。蒋投桃报李，当时就给回了一封信，并于10月3日电汪，请他“销假回国，共荷艰钜”，并请张静江、李石曾亲自去国外“劝驾”。

10月17日，蒋介石又电国民党联席会议，仍然是敦请汪精卫“复出”，态度十分“诚恳”。

次日，国民党联席会议请汪精卫“销假”，并推举何香凝、褚民谊等为“迎汪代表”，并发出“迎汪电”。

此时，汪却十分闲适，始终按兵不动。

早在10月初，蒋介石攻克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在筹备着迁到武汉。到11月，经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此事。蒋介石却把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了刚刚攻克的江西南昌，并坚持认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也应该留在南昌。这下大家坐不住了，都在猜测蒋介石的用意，怀疑他要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大家都太小看蒋介石了，他何必要“挟”天子，自己做天子岂不更省事！

延至1927年2月8日，已在武汉安家的国民政府再次“电促汪兆铭回国”。

这次，汪精卫大概是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施施然地从欧洲启程，经莫斯科回国。

3月10日，以武汉方面“执委”为主导的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拿掉了蒋介石的组织部长，换上了陈公博。另外，由蒋介石担任部长的军人部，索性给裁撤了。同时改组了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等五人为常务委员。

说实话，这次会议的召开，从政治策略上讲，并不聪明。首先，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和代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张静江等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也就是说，有意地排斥了一部分倾向于蒋方的执委，从法理上讲，先就吃亏。日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谈话会”，实际即效仿武汉方面的“故智”。

另外，通过这次会议，表面上看，蒋介石的权势被抑制了，但实际上无所谓，有一支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掌握在手中，蒋介石怕什么呢？

何况，蒋介石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胡汉民。

胡汉民是1926年4月底回到国内的，正好赶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给了他一个工人部长的名义，胡汉民觉得没啥意思，于是去了上海，“韬光养晦”。

胡汉民刚刚回国的时候，蒋正在“兴头”上，“火”得不行，对胡并不感冒。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到了借重胡汉民的时候了。

与汪精卫一样，孙中山去世以后，胡汉民也是旗帜性的人物。所谓旗帜，就是可以用来做虎皮的那种，披上这面虎皮，不是老虎也成了老虎。有了胡旗帜，对于蒋介石来说，汪旗帜合作不合作，都无所谓了。

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蒋介石而言，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元老，如果能“团结”其中一个，进而打压另外一个，往往能收到奇效。所以，蒋头脑清醒的时候，一定是拉汪倒胡，要么就是借胡反汪。过来说，如果俩人一起得罪，一定要“触霉头”。这既是经验，也是教训。

在胡汉民，早已恨透了汪精卫。说起这件事，又要提起许崇智被驱逐出广东之事。陈公博说：

“因为汪胡后来之极端交恶，与此也有极大的关系。我前文不是说许先生（指许崇智）藉着廖案想要杀胡吗？许先生这次走沪，自然恨极汪先生，因为他的意思，以为汪先生之任国府主席，他有殊勋，此次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因此到沪之后，后来会见胡先生，反说廖案之时汪实在要藉故杀胡，所以没有实行，完全靠他反对的力量。胡先生平常已很难容物，现在先入许先生之言，真以为实有其事．后来汪胡始终不能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胡汉民、许崇智先后失势，俩人并不恨蒋介石，却不约而同地把账都记在了汪精卫的头上。

说起来，汪、蒋、胡、许四人角力，实在只便宜了蒋介石一人而已！

这一回，蒋介石再次出手，他又要用胡汉民，跟汪精卫扳扳手腕。

4月1日，汪精卫好整以暇地回到上海。4月3日，汪、蒋在孔祥熙宅举行了正式会谈，因大家担心俩人打起来，特地请宋霭龄做东道主，“居间斡旋”。

其实，大家都多虑了，汪、蒋都是有头有脸的“政治家”了，桌下踢脚是有可能的，面对面地撕破脸皮，怎么会做这么有失风度的事情。

会谈中，彼此的“风格”都很高，蒋介石主动表示要发出通电：“所有党务政治均由汪负责，统一于中央，本人专心军旅，对汪完全服从。”汪则答允“制止武汉派之反蒋运动”。关于党务问题，双方商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予以解决。

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到武汉“就职”去了。

4月15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如期在南京举行，只不过，这次会议是在汪精卫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

汪精卫不在没有关系，有胡汉民足矣。头一天，即4月14日，在南京的国民党执委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柏文蔚、萧佛成；监察委员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邓泽如、陈果夫等人，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由胡汉民任主席。

由于国民党执委大半都在武汉，凑不够法定人数，原定的二届四中全会实在是开不了，于是决定将4月15日的会议改为“谈话会”。

由于早期国民党的特殊性，这种“正式会”改为“谈话会”、“谈话会”改为“正式会”的情况，多次发生。

但是，就在4月15日的这次“谈话会”上，决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如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如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如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如建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等。

蒋介石的这一手，把武汉的汪精卫都快给气疯了。汪是那种“君子可欺之以方”的人，文人气质过浓，办事讲究游戏规则，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大家约好了的事情，我还没去呢，你怎么就把会给开了，哪有这么办事的！

所以，汪精卫这样一个人，如果把他扔在文人堆里，永远出类拔萃。李宗仁曾评价他：“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

等汪精卫碰上蒋介石，好比周瑜撞上孔明，在在都处于下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往东不行，往西也不是，明明无比有理的事，到最后每次都搞得灰头土脸。实在没辙了就只好“撂耙子”。但“撂耙子”跟“撂耙子”还不一样，蒋介石也撂过耙子，每次都是过不几天就让人给请回来。汪就不行了，愿意撂你就撂，什么时候高兴了，请你回来。不高兴，你就在国外待着吧。想想也确实气人。

不过生气没有用，蒋介石手里有军队，有江浙财团，有枪有钱，他当然不怕。汪精卫呢，除了一张漂亮的脸孔，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蒋介石从来都做实权派，汪精卫，那就只好委屈你当当旗帜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