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85)
借着张德兴提供的方便，监禁中的汪精卫写了很多诗词，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那首《被逮口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句，不知为多少人传诵。
要说“偶像”，在当年，汪精卫是当之无愧的“偶像”，“粉丝”无数。
写到这里，笔者再一次慨叹造化弄人，假如汪精卫真的在1910年牺牲了，这一生却有多光彩！
在狱中，汪精卫还填过一首《金缕曲》，并特地注明了是“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民国纪元前二年”系1910年，即汪系狱后不久。在标题之下，汪精卫还写了一个小序，这个序，是在1940年，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出版的时候加的，讲述的是当年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值得全文引用：
“余居北京狱中，严冬风雪，夜未成寐。忽狱卒推余，示以片纸，摺皱不辨行墨，就灯审视，赫然冰如手书也。狱卒附耳告余，此纸乃传递展转而来，促作报章。余欲作书，惧漏泄，仓猝未知所可。忽忆平日喜诵顾梁汾寄吴季子词，为冰如所习闻。欲书以付之，然‘马角乌头’句，易为人所駴，且非余意所欲出，乃匆匆涂改以成此词，以冰如书中有‘忍死须臾’云云，虑其留京贾祸，故词中峻促其离去。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如出京后，以此词示同志，遂渐有传写者，在未知始末者见之，必以余为勦袭顾词矣！此词无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亦当日咽书之微意云尔。”
感于陈璧君的一片真心，实际上，从此时，汪精卫已经接受了陈璧君的爱情，然而，面对着“永远监禁”的刑期，谁知道此生还有没有再相聚的机会呢，因此，这首《金缕曲》写得极为情真意切，儿女情长，迥不似“精卫”汪洋恣肆的文风：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其中，“一腔血，为君剖”、“肠已断，歌难又”，堪比陆游的“红酥手、黄滕酒”了。
谁也想不到，重逢的日子这样快就到来了。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楼上后的亭子间制作丨炸丨弹，准备起义，不慎丨炸丨药着火，孙当机立断决定当晚起事，10月10日夜，起义军攻占督署，是为“武昌首义”。
按：孙武等人制造丨炸丨弹的火药，就是1909年汪精卫等人刺杀端方未遂，留在武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火种，还是汪精卫留下的。
由于多种偶然因素和复杂背景的集合，经多次武装斗争失败的革命党人，在这一次事前准备最为仓促的起义当中，居然一举成功！
概括地说，“武昌首义”的成功，其原因有三：
第一，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老太后、也包括与他同时代的、籍着“平长毛”起家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一时俊彦，这拨人的过于强势，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在他们之后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空间；偏巧这些人又多长寿，退出历史舞台过晚，晚清四、五十年的时间，聚光灯始终照在这几个老头、老太太身上，龙套们连句台词都捞不着说，怎么可能成长。
当爹的太强，当儿子的难免就“怂”，由于新老交替工作没有做好。一旦没有了老佛爷压阵，以载沣为代表的新一代满洲亲贵，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忠厚则有之（宽大处理汪精卫一案足可证明），政治斗争的经验却不足，“扛”不住事。包括为人处事的道理，恐怕也没大弄明白，遇上袁世凯这号的，根本搞不清他说的话是真是假；至于处理复杂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云云，那就更甭提了。而新一代“佛爷”隆裕太后，事实证明，不论是长相、还是头脑、或是才具，与她的姑姑相比，差的不止一个档次——不是随便弄个老太太、穿上花盆底、梳个两把头，就可以当佛爷的。
第二，早在1900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策划所谓“东南互保”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开始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督抚居然把圣旨称为“矫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辛丑条约》签订，当年支持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大臣们纷纷被砍了脑袋，更加证实当年的种种举动确属“乱命”，至此“朝廷”威望扫地、颜面尽失。迄所谓“民主宪政”的实行，进一步使清廷失去了集中的统一意志。而帝制的力量，全在于高度的集中统一，即所谓专制，失去专制的帝制，不具备任何抗击打能力，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要他的命。
第三，上述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袁世凯上下里外地这么一播弄，“大清国”顷刻之间就垮了台，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流血最少的就属这一次了。
按：袁世凯其人，本来是有希望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可惜一步走错，不仅坏了自己的名声，还间接造成了此后的三十多年，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总算起来，一点血都没少流。
不过，清廷也亏得有这么一个袁世凯，否则，不论“革命”以任何方式实现，满清皇室都不可能有那样好的一个结局。
“武昌首义”之后，清廷很快下了“罪己诏“，大赦革命党人，但其中却不包括汪、黄等人。
据黄复生回忆：“自九月初六，宣统下罪已诏大赦党人后，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具书质问刑部曰，朝廷既大赦党人，何以汪黄两人犹禁在狱？”
“刑部推诿此案系民政部送来的，不关我部事。又问民政部，讵该部亦推此案已经交过刑部，不关我事。后乃两部一齐质问，两部无法，乃奏请释放。当下上渝，略谓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发往广东交张鸣歧差委。”
据张德兴回忆：“在汪先生行将开释之前，平市《顺天时报》曾载汪先生将开释新闻。余阅知此消息后，喜极急持报赴狱中，交汪先生读阅。汪先生虽未喜形于色，但亦甚愉快，彼时曾略询外间情形。盖彼时革命军声势浩大，清廷岌岌可危，京师人心惊慌，谣诼四起，故有谓清廷开释汪先生，以图缓和革命军，而进行议和者。”
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黄复生等被释放，一共被囚禁了一年半。黄复生说：“时九月十六日也。余等在狱计十七阅月。中间有御史请开党禁者，惟赵尧生先生一人耳。”
黄复生还说，御史当中，也有请求皇帝对汪、黄严加治罪的，这个御史叫胡思敬。当时他曾说过有“汪黄二逆，东西法律在所必诛”。当时黄在狱中愤极至极，“拟出狱后前往请教胡御史之‘东西法律’”。
据张德兴回忆：“汪先生出狱系在十一月间，天气异常严寒，是日奉堂谕提汪，黄，罗三氏上堂，由堂官告以开释原委，将三氏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效力，并令立甘结，当堂去锁。余乃代汪先生雇得轿车一辆，陪送汪先生至骡马市大街泰安栈，暂住栈内后院南房，时已黄昏时候，汪先生书告亲友，令余分送各处，翌晨汪先生搭早车赴津沽，转往上海，余送至车站，依依不忍遽别，临行时汪，罗，黄三氏赠余像片一贞，余乃书为革命巨子某某，悬诸室中，以为纪念。”
当年被捕的汪、黄，今日荣归。可叹的是，当年得脱的喻培伦，却已经于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中牺牲，后与其他牺牲志士合葬于黄花岗，后人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2年1月，29岁的汪精卫与21岁的陈璧君在上海完婚。
对汪、陈的结合，陈公博后来曾评价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1912年，汪精卫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词前词后，特地注明：“偕冰如泛舟长江中流赋此。”及“此词经冰如推敲再三，然后定稿。附记于此。”
词曰：
“飘飖一叶，看山容如枕，波痕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波微翦。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记否烟树凄迷，年年飘泊，泪洒关河遍。恨缕愁丝千万结，才向东风微展。野蔬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
“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无论事业，还是爱情，这都是汪精卫最快慰的一段时光。
此后，汪精卫就要从一个革命党人转变为一个政客，尽管他并不十分地适合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