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83)
1906年2月，程家柽回国，被京师大学堂聘为农科教授。
由于程家柽的父亲程承翰是清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弟子，利用这种渊源，程有机会结交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就这样认识了善耆，程家柽的妻子还当了善耆的家庭教师，为他的家眷补习文化。
当时，对于“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处理，颇有人主张“严惩”，如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都主张凌迟处死，还有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再加上摄政王载沣本人是“苦主”，自然都是这个态度。
于是，程家柽找到善耆，向他指出：“今则民族之义深中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善耆认为有道理，于是去找载沣。在清朝末年的大臣中，载沣也属于比较明白的，听了善耆的话，“亦以为然，欲为保全，苦无其例。”
是啊，谋逆大罪，不仅凌迟，要“满门抄斩”的。善耆又问计于程家柽，程给他举了槺疚溲锏睦樱骸叭毡疚轮酰麓页紭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戳，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
凭着这套说辞，程不仅说动了善耆，善耆还做通了载沣和奕劻等人的工作，认为汪等人的谋刺行为系“误解朝廷政策”所致，因而此案“罪状非关私事”，而是今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的问题。
按：另据溥仪后来回忆，当时，曾经有日本人向善耆施加过压力，请他从轻发落。
当然，善耆也是“心怀大志”的人，后来曾两次谋划所谓“满蒙独立”。其内心，恐怕也有他的想法，其用意自然是想着今后为我所用。因此，从汪精卫们一“进来”，就得到了善耆的“曲意回护”，并最终助汪等逃出生天。
谈完程家柽，善耆又开始与汪、黄二人探讨“革命的道理”，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及射狐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过《民党》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
这一番话，当然有“投其所好”、“套近乎”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善耆颇能接受新思想，对于“革命党”的主张，显然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对此，汪精卫不软不硬地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
听了此话，善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竖一拇指”，说：“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据黄复生回忆，当天，“直谈至午后三钟，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旋即宣布判决：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永远监禁”，罗世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临行，善耆说：“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
黄复生说，善耆走后，“旋即用骡车派军队护送至刑部，狱官问姓名毕，即入狱。所幸者，顾巨六为余等交涉作官犯办，得享小屉，用自己袱被衣服等优待。其他如全部刑具以及饮食等，皆与常犯无异。”
1934年，汪精卫已贵为“国府”行政院长，曾有记者采访过当年法部监狱的看守张德兴，谈到汪精卫在监禁中的生活，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谈到汪精卫等被移送法部监狱的情形时，张德兴说：“先是，余等奉官长命令，谓将解来革命党要犯，应加意看守，不得稍有疏失，彼时因在前清帝王时代，故多呼革命党人为反叛，当汪先生解至法部监狱中，市民多赴法部门外观次谋炸清廷摄政王之要犯，市民多呼汪先生为反叛，彼时余等脑筋简单，不知革命犯即系高尚之政治犯，只为反叛二字所麻丨醉丨，故彼时之心理，对汪先生是为重大要犯，不敢稍有疏失。”
“是日汪先生经法部收发所收押后，即送交余所管辖北所，余依向例，接收犯人需用项锁将犯人套入狱中，故彼时亦用项锁将汪先生引入房中，当时审查汪先生系一文弱书生，并非以前余所理想反叛必系强bao之人，因此心中不安之念，已一扫而空。”
“旋有班长胡俊，前来检查犯人，狱中有一检查犯人手续，即犯人入狱之时，须将全身衣服，脱得赤裸裸的，详为检查，恐犯人暗藏自杀或违禁之物，或有意外之变，此种手续狱中人呼之为‘洗差事’。洗差事之事，率多令狱中其他犯人代为办理，司检查者不过在旁监视而矣，此种陋规，亦不外敷衍从事。是日汪先生入狱。亦照例举行席的手续，惟汪先生不名狱中规矩，对于令其脱去全身衣服，甚不满意，似有士可杀不可辱之势，余当向前解释，并说明必须检查理由，汪先生始谅解，而受检查，此第一日入狱大略情形，余则并无特殊情事可追忆。”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他们几个人都是单独囚禁，“余居第三监，精卫居第四监，罗伟章（即罗世勋）居第二监。
从此，汪、黄等人就算正式开始“蹲监狱”了。
宣判那天，善耆曾经说：“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曹汝霖也说：“肃王又特嘱刑部监狱，加以优待，故汪氏在刑部狱中，尚能阅报作书。”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汪精卫的牢狱生涯，没有那么“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