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82)

又过了一天，肃亲王善耆居然亲自来狱中看望黄复生。

黄说：“又明日午前，丨警丨察来告，谓肃王将来谈。”

一会儿善耆来了，见黄复生正在看书，于是就攀谈起来。说：“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你家祖先是哪一位，是黄汉升呢？还是有一个叫黄什么的，曾经在监狱里要求跟夏侯胜学习《易经》，当时夏侯胜说，‘马上就死了还学什么《易经》？’黄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此时正好读书也，犹忆从前令先祖，不知是黄汉升，还是那一位，曾在狱中与夏侯胜学易。夏侯曰：此时还学什么易经？黄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黄汉升”即三国时蜀国五虎将之一、老将军黄忠。随“夏侯胜学易”的是黄霸，那是西汉的事，两者不“搭杠”。在这里，善耆是想考一考黄复生的学问。

这个当然难不倒黄复生，于是黄说，学《易经》的是黄霸，字次公，不是黄汉升。

善耆听了很满意，说：“你的书读得很熟，很好很好，我再去跟精卫谈谈。”就走了。

写到这里，笔者倒觉得，在前清即将走到其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这个王朝确曾在向着开明的方向走去，也的确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菁英人物。像溥伦、善耆，作为皇室贵族，能够向平民百姓行礼；能够与犯了“十恶”之罪的在押犯、要“革”他们的“命”的对头，心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能够认识到“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着实是了不起的气度。与历史上所有的其他王朝，那种越是接近崩溃，越是倒行逆施的疯狂举动，迥然不同。

恐怕这就是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吧。

据金祥瑞回忆：“清朝末季五大臣中，肃王头脑比较清新，他是内务部尚书，内务部是内城总厅的高级衙门。鉴于各地人民反满情绪日高，所以对本案当然有所暗示，在鞠讯汪精卫等时，不准用刑，也不叫下跪。在肃王亲讯时，因语言不通，给以汪精卫纸笔，令其笔录，乃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肃王更有爱才之意。六人未被处死者，肃王关系至重。”

时任内城总厅主事的王劲闻，当时主管汪精卫的这个案子，许多年以后，他曾对金祥瑞说，当年，善耆曾把他叫去，对他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

王劲闻还说：“叫汪精卫在他的供辞上捺手印时，汪看上面写的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因列强对中国耽耽虎视，危如累卵，国人都在沉睡不觉，藉此震醒国人等语。汪看不是原供，不肯捺压。几经劝导，并说肃王向摄政王就这么说的，他才捺了。”

曹汝霖说：“肃邸听了衮父之言，又爱汪之文才，乃转陈摄政王，力请从宽办理，以示朝廷宽大，使革命党感激自新，若杀一汪兆铭，反可激起无数之汪兆铭也。”

4月29日，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

黄复生说：“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点钟．巡官来谓肃王请汝等询话，导余至一客厅，精卫亦至。”当时在场的还有厅丞章宗样及俭事顾鳌。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善耆“以滑稽态度”对他和汪精卫说：“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来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

善耆继续说：“此次之事，王爷（指摄政王载沣）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是为汝等争也。”

说到这里，善耆给汪、黄二人透露了一个信息：“不过此次有一人很费得力呀，其人为谁，即程永生也。”

前面说了，程永生就是程家柽。

程家柽，1874生，安徽休宁人。

程家柽其人，不太为人所熟知，其实，对于对于同盟会的成立，程家柽可说居功至伟。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都是在程的联络下，统一到同盟会当中的。

1899年，程家柽被两湖书院送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在日本，程家柽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1905年，程家柽与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程家柽联络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会见，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为不久后同盟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在这次会见中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会上，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据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记载，“有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者，崛然起立，诘问于孙文曰”：“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教我！”

按：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除了推翻满清这一共同目标以外，其政治态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就拥护帝制，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后来光复会部分会员退出同盟会，与这种根本分歧，有很大关系。之所以有人这样问孙中山，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

宋教仁说：“其在会场近三百人，正演说畅酣，闻诘问之言，忽如裂帛中止。孙文、黄兴不知所谓，默然莫对，会之成否间不容发。”

眼看会议就要被搅黄了，这时，挺身而出的，正是程家柽。

宋教仁说：“君（指程家柽）知事急，乃越席而言曰：‘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

程家柽一言九鼎，至此再无持异议者，“议乃决，争具盟书名之曰中国同盟会。”

会后，程家柽等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