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80)

次日，汪精卫等被捕的消息传遍全球，当时孙中山正在纽约，闻讯后说：“昨日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当时在巴黎的张静江则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汪精卫来，亦所甘心。”

“谋刺摄政王”是“滔天大罪”，因此，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汪精卫、黄复生能够逃出生天。汪精卫本人，则从来北京的那天起，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据金祥瑞回忆：汪等被捕以后，“据说六人中五人夜里辗转反侧，只有汪精卫醉饱鼾睡，形若无事。”

在回忆录中，黄复生详细记录了被拘捕之后的情形：“车既风驰电掣．俄顷间，即抵内城之总布胡同左一区署。两人各执左右手，令余面墙立，略问姓名籍贯后，少息于—斗室。两人仍各执左右手而坐。少焉，—人来叱此二人去，且以亲善之词谓余日：黄先生今日受惊矣！我等为职务所迫，万祈原谅。余曰唯唯。”

“未几，—人坐公案。二人挟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惊堂本一拍曰，汝是黄复生。余曰是。又曰：汝干得好事，可速画供来。”

黄复生还抱着侥幸心理，他觉得“其时实无所谓证人证物也”，于是还嘴硬：“究犯何罪？所画何供？余犯罪之证据何在？”

对方听了，也不与他“抬杠”，说：“请休息一下罢。”

“约午后二钟许，即见大车将余等东北园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咸运来矣。更见一骡车，所载者即精卫也。”

黄复生说：“时余知事全败，自分万无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转觉疲怠。余谓守警曰：余倦思睡，彼辈以门板令余就寝。”

睡得正香，有人叫黄复生起来，这时已经半夜了。黄复生说：“忽见灯烛辉煌，余意以为必至刑场也。”

黄随即被带到中午“过堂”之处，“巍然高坐者”还是中午审讯他的那个人，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左一区署长路廷秋。

令黄复生很奇怪的是，“第其时（路廷秋）忽变为最亲善之态度，以极亲切之口吻呼余曰”：“复生！汝之精卫先生，我已请至此，且已录供词矣。”

于是黄复生说：“我想见见汪精卫。”（精卫何在，余将晤之。）

对方说：“不可。”

黄又说：“那你给我看看他的供词。”（然则供词又何在耶？遏以示余。）

对方说：“那哪儿行啊！”（是乌乎可。）

接着，路廷秋令从人将“所余之丨炸丨药及电线手枪等悉陈于案”，问黄复生：“中午你不是问我有没有证据么，这是什么？”（昼问汝谓无证据，此诸物者，宁非汝之证据耶！）

过了一会儿，证人也来了。黄福生回忆说：“俄而鸿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余而言曰：畴昔来我家交涉造铁坛罐者，非子也耶？”

眼看人证、物证俱在，黄复生不再做无谓的口舌之辩，于是说：“汝今已至，夫复何言．可将纸笔来，余书供词。”

拿过笔来，黄复生开始写“自供状”：当写到“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的时候，路廷秋打断了他，说：“你给我重写”（彼务令余易之。）

黄复生说：“事实如斯，余胡能诬我良友。”

此时，路廷秋“动容曰”，说：“异哉，精卫亦加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

此前，汪精卫确已如路廷秋所说，写下了“亲笔供词”。他是这样说的：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丨炸丨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在这里，汪精卫所说的“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拟留书黄君自白”等等，显然都是在为黄复生开脱，打算自己单独把这样一款“滔天大罪”给领下来。

正是因为路廷秋看到了这伙“革命党人”居然有如此英雄气概，所以不由得不出以“最亲善之态度”，他是由衷地感到一种敬意。

被感动的，还不止路廷秋。

汪等被捕后，经过左一区的初审，后被押往内城巡警厅，厅丞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的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1879生，浙江吴兴人。

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03年回国，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后被清政府清廷“赐进士出身”，从此走上官场，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

“谋刺摄政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由章宗祥“亲鞠”。黄复生说：“一星期后，移拘内城总厅。次日，由厅丞章宗样召集全所职员作第二次之审讯。即所谓清供也。俭事顾鳌也在座。”

此事，章宗祥的好友、另一位因五四运动“名扬四海”的曹汝霖也有回忆，他说：“仲和为内城厅丞时，适逢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丨炸丨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见逃走。后侦知汪未婚妻陈璧君与黄复生，在外城琉璃厂开设一照相馆，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后由章仲和亲自鞠讯，汪不答言，但索纸笔，席地写供辞，洋洋数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于朝政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