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79)
这一个多星期，金祥瑞并没有闲着。
就在跟踪黄复生的当夜，金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当时值班的“官长”戴保安已经睡下了，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金认为事关重要，“就奔往刘海胡同内右五区，报告刘警官，他也睡觉，门卫先不肯惊动。我说有要紧事，一定要见刘警官，他披衣起来见我。当向他报告了前后经过，他说这事可别放松，又掏出十块钱给我，垫备车钱，叫我明天继续侦查，并要向年警官报告一下，才合手续。我即答应遵办。”
按：“刘警官”即内右五区（地址德胜门内刘海胡同）署长刘思联，“年警官”则是中一区（地址在地安门内银闸胡同）署长年德俊，载沣每日上朝，必由这两个署的管界经过，换句话说，“案发现场”在他们的辖区，因此“上峰”责成他二人领导此案的侦破。
次日，金祥瑞又来到这家“照相馆”，金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字号是守贞”。于是金便让他们给照了一张相，并问几天能取等等，与他们攀谈起来。
据金样瑞回忆，这时，“我想起那修版的，是青云阁商厂里，一家照像馆的伙计，在他那里照过像，就想找机会和他接近，能得到一些情况，就在附近守候。果见他出来吃饭，我就和他攀谈叙旧，并说在附近住，二人随走随谈，到百景楼（煤市衔路西）同桌吃饭喝酒，这才知他叫王星甫，本京人。守贞的人到他们那里照像，托经理替他们找个修版的，那时王和柜上相处不太好，就被荐到守贞。”
王星甫对金样瑞说：“南方来的柜上一共七个人，都没辫子，在帽子上缝个假辫子，有时穿洋服，时常叫整桌菜吃，简直不像个做买卖的。……他们的信件来往，都由东交民巷一个什么地方转，花钱很冲。还有宿舍在东北园路西，院里就一排北房，晚上他们都住在那里。”
按：汪精卫等人勇气可嘉，但毕竟不是职业特工，没有收过专门训练，其实早已露出许多破绽而不自知。
吃完饭，金祥瑞以“看版”为由，又与王星甫一同回到“守贞”。“这次在一张桌子底下发现一盘电线，有手指粗，粉红颜色，和桥下起出的电线一点不差。”
王星甫还给金祥瑞看一张照片，是七个人合照的，并把他们的姓名告诉了金祥瑞，“一个姓喻、一个黄复生、一个汪兆铭，一个罗世勋，在吏部学制馆当差。”
另外三个人，金祥瑞在回忆的时候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被他记住的4个人。
金祥瑞说：“从像片看，我跟踪的还不是汪精卫，而是黄复生。王说他们为首的是姓喻的。”
此后，王星甫又向金祥瑞反映，听到他们几个人议论说：“这次是失败了，下次要在后门桥下边做。”王还说，“过了两天，姓喻的就回南方了”。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
“嫌犯”已经落实，还需要在证据方面下点功夫，金祥瑞想起了那只装丨炸丨药的铁罐。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北京工业亟不发达，能做套丝铁桶的，只有东单牌楼临记洋行的铁工厂。于是就找内左一区（东总布胡同）署长路廷秋，以本管区署秘密把临记洋行负责人找来，进行追究。做铁罐事果然有的。遂把经手人找来，详问经过。据说共做四个，二个二只多高，二个一只多高，不叫送去，自己雇车来拉走的。叫经手人看那像片，当指出其中的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事已证实，无可犹豫，决定入手逮捕。”
据金回忆，逮捕的时间是“三月初八日早晨”，即1910年4月17日，这一点又与通行的说法1910年4月16日有所不同。
逮捕由年德俊和刘思联指挥，由金祥瑞执行。考虑到“内线”王星甫的安全问题，金向他们建议：“先把王星甫诱出来再动手，以免拒捕时开枪伤了人家。”
于是，“我（金祥瑞）就写了一个便条，叫一人伪称是附近饭馆伙计，约他到饭馆来说句话。等他出来，我叫人把他带到一个胡间，不叫他动，然后向他说明情况。”
金祥瑞说：“恰好在这时，黄复生向西夹道走来，我就用右臂把他一夹，放在年德俊的轿车上解走。我又奔东北园，一进口碰上汪精卫，我一脚把他踢倒逮捕了。从他身上搜出现洋五十块，金表一支，帽子落地发现辫子是假的。”
黄复生是被金祥瑞用计骗出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不图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钟顷，余正在东北园宅中与精卫谈话，而余等所雇之小厮名达子者，突来谓汪曰：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老爷去。余问何事？彼曰：为甚么执照上的事咧。余谓汪曰：想该无甚事罢。汪亦曰，该无甚事罢！余于是遂去。”
黄说：“讵甫行至琉璃厂大街。突一人挝着余胸，谓余曰：汝使得好假钞票呀！是盖所谓当头闷棒之术。余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无礼。旋来多人扔余至厂店。二人执余左右手褫余衣核查之。即随招一骡车前来，拥余登车。车去，至大栅栏，始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其初盖皆匿于肆中也。”
金祥瑞说：“当时发现缺少罗世勋，想起他在吏部学制馆作事，我即由守贞找到一张黄复生的名片，带着几个人，雇一辆轿车，到前门里户部街吏部学制馆去找。号房指给我他的办公屋子，我持黄复生名片，说我是东北园街坊，受黄先生托来找你回去一趟。他问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说完就往外走。他稍一迟疑，就随我出来。到门外就把他逮捕，六人（原七人，喻姓回南）一同解往内左一区，转解内城总厅。在搜查时发现每人都在内衣（即现在背心）里边装着一本孙文主义。”
汪精卫回忆自己被捕的情形时说，当时丨警丨察在他贴身的内衣中搜出了他写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及《告别同志书》等三篇文章，就问他：“为什么将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
从金祥瑞侦破“谋刺摄政王”一案的整个过程看，此人思考问题心细如发，做事张弛有度，兼且身手不凡，当是满洲宗室当中的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