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76)
1909年，汪精卫决定赴北京刺杀满族高层人物。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孙中山遇到了两个大难题。
在外界，与梁启超的论战升级。众所周知，在反清的大目标上，孙中山与梁启超是一致的，但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孙中山是“革命”派，崇尚武装斗争，疾风暴雨，摧枯拉朽；梁启超则是改良派，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两派的《民报》和《新民丛报》酒成了论战的阵地，打得不亦乐乎。
老实讲，就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改良”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改”而趋“良”，当然是好事，因为对社会资源的破坏性小嘛，何乐而不为。奈何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壤上，长不出“改良”的果实，庶民与士大夫之间、士大夫与帝王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界限，彼此过不上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个“良”，却如何“改”法？
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那么，谁挡道，就只好“革”他的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传说中的尧、舜、禹让了几次，还有几个父亲给亲生儿子让了几次以外，只要是改朝换代，都是革命“革”出来的，从没有听说能商量的。
按：所谓“禅让”，其实都是瞎掰，尤其是唐朝那几位，高祖李渊禅位给太宗李世民、睿宗李旦禅位给玄宗李隆基、玄宗李隆基禅位给肃宗李亨，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想不“禅”都不行。包括尧、舜、禹的所谓“禅让”，俩人来回来去推，一个非要让、一个说死了也不干，摆明了就是演戏，别人看了，既可笑，又虚伪。
唯一让人有点敬佩的，就应该说是南宋的偏安皇帝、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了，不仅让了，还顺带手把皇帝的位子还给了赵匡胤这一支，就冲这一点，历史上也应该有他一笔。
孙中山走的也是这条以暴制暴、以血洗血的路，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暴动，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依然为革命而“屡败屡战”。
以此，梁启超将孙等革命派人物讥为“远距离革命家”，说他们自己在国外住高楼大厦，却让别人去卖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
内部，同盟会的重要干将，主编《民报》的章太炎于1908年底与孙中山分手，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孙“独裁”，二是说孙将《民报》的经费挪作他用。
按：孙中山的外表虽然十分温文尔雅，但性格却极为强势，说一不二。这一点，在当时讲求“民主”的新派人士中，颇有人指摘，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甚至有人说：“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就是指孙。
章一度与同盟会闹得很僵，他退出《民报》之后，该报不得不停刊了一段时间，到1909年，汪精卫将《民报》复刊，章还曾写了一篇《为民报检举状》加以声讨。此事把黄兴气得够呛，黄曾对孙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指章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出于这两方面的压力，这一段时间，孙中山及同盟会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以牺牲“小我”的方式，证明同盟会为了革命不惜一腔热血，而决不是“远距离革命家”。他决定赴北京、刺杀清政府的高层人物，以挽救同盟会。
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致南洋同志书》，说：“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汪精卫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实际上，“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这样一种思想，在汪精卫，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后来“忍辱负重”地去担负对日外交，甚至于包括后来与日本人谈和、组织伪府，在汪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去当汉奸。相反，他同样是抱着“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的态度去的，他觉得自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而不惜牺牲名誉甚至其他更多的东西而做的，基本上相当于古语中所说的“舍生取义”，至不济也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是“大慈悲”对此，汪认为很“高尚”。
对于汪的狂热之举，孙中山并不赞成，他主要是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这样死了太过可惜。对此，汪精卫说：“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
孙中山说：“由黄冈至河口等役，……先后六次失败，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
临行，汪精卫给好友胡汉民留下一封血书，其中称“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我今天当柴禾烧了，后面看你的了，你这口锅要把满清这顿饭给做熟。与“我为其易，君为其艰”的意思，基本差不多，但更为悲壮。
在《致南洋同志书》的最后，汪精卫反用伍子胥的临终高论：“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其雄姿英发，豪迈警策，令人神往，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行刺的助手，汪精卫挑选了黄复生和喻培伦。黄、喻二人都是四川内江人，黄复生与汪同岁，喻培伦则小汪三岁，二人都是同盟会中的爆破专家。
不出意料地，陈璧君坚决要求参与行刺，汪拗不过，只好答应她。
最初，汪精卫选定的刺杀目标，是两广总督端方，因当时听说端方有可能转任直督，汪等打算趁机下手，因此，他与黄复生赶往汉口，找到了同盟会会员孙武，并运来一批丨炸丨药。
结果，不知端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潜行离开，汪精卫等失去了机会，只好将丨炸丨药留在汉口，自己暂回香港。
不久，汪精卫决定进京，刺杀清廷亲贵，这样影响更大。于是他请黄复生、但懋辛二人先期前往北京，建立秘密据点。
1909年底，汪精卫与黎仲实、陈璧君三人到达天津，与他们接头的是清朝户部官员的女儿、同盟会会员郑毓秀。不久，丨炸丨药也运到了天津，在郑的协助下，汪精卫等将丨炸丨药运进北京。
据说郑毓秀也爱慕汪精卫，这完全有可能，彼此都是革命志士，双方又郎才女貌（陈璧君虽在妙龄，其容貌却不甚美丽，面相显得比较老气。郑毓秀与陈璧君年龄相若，论姿容则胜于陈），可说天生一对，但汪精卫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如何肯牵累他人。
后郑毓秀赴法国学法律，回国以后，嫁给了小她8岁的同学魏道明。
1910年1月，汪等来到北京，黄复生已经在琉璃厂东门建立了一个据点，对外以“守贞照相馆”的名义做掩护，接着就开始准备行刺。
最初，汪精卫选择的刺杀对象是两位年轻的满洲亲贵、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和载洵，但没有成功。据黄复生回忆：“精卫偕余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丨炸丨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讵因为时过晚，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怏怏返。”
后来，汪精卫又想炸当朝的庆亲王奕劻，又找不到机会。
一不做二不休，汪精卫决定直接行刺“今上”（即小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黄复生说：“时庆亲王最专横．余等复欲炸之，因不得间，嗣乃决议擒贼擒王，始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