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75)

河内刺汪案

河内刺汪，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了，然而，这确是一个直到今天，也还说不清的事情。

原来说不清，是因为大家都三缄其口，谁也不肯说话。

1982年，“刺汪”行动的主角，陈恭澍的系列回忆录《英雄无名》的第二部《河内刺汪始末》出版，大家都以为，这下，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在此书的前言中，陈老杀手信誓旦旦地说：

“笔者私下有个愿望——祈求写好这本书，一在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二则也让好奇者欣赏故事；另方面，我个人还是一本初衷，用忏悔的心情，纪念我们为抗战而牺牲奉献、为锄奸而杀生成仁的无名英雄们！”

孰料，看过这本书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波诡云谲，本就不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芸芸众生、所能够理解的、所应该理解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心情，坐在这里写帖子、看帖子，怡然自得、饶有兴味地发出一些令政治家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的思古之幽情。

1938年12月18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了！

汪精卫，我们以前写过一次了，在这里，还是要多罗嗦几笔。

汪精卫，1883年生，原名汪兆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禹。

汪兆铭的父亲汪椒，是客居于番禹的一个浙江商人，但他是一个读过书的商人，读书没搞出名堂来，不得已才去经商。

因此，老来得子的汪椒（汪精卫出生时，汪椒已经62岁，汪兆铭是他的第10个孩子，在男孩中排老四）十分重视这个小儿子的学业，汪兆铭很小的时候，汪椒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汪精卫说：“我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勤学的人，七十一岁以后，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耳又重听。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大声诵读王阳明传习录等书两三页，倾耳而听，又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诗，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诵得出方才罢休。”

不幸，在汪兆铭14岁那年，父亲去世，长兄如父，从此，汪兆铭就靠比他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教养。及至年龄少长，自己还是个大孩子的汪兆铭，就开始出去教书了。他后来回忆说：“至十七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修金，兼去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二十元左右。十八岁，三兄病殁，十九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

汪兆铭是个念书的种子，1901年县试，年仅18岁的汪兆铭与其二哥和侄子三人居然同时考中秀才，当时的广州知府龚心湛喜欢汪兆铭的文章，特将其拔为第一。

但汪没有继续走科举这条路，而是出国留学去了。1904年10月，21岁的汪兆铭考上了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而且是公派的，不用自家花钱。

按：晚清，慈溪老太后准备“仿行立宪”，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法政人才。大概是由于屡败于日本吧，觉得日本之迅速强大，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因此“仿行”的对象选中了日本，“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为适应大批学生赴日学习法政的需要，日本当局在法政大学开办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并于1904年5月招收了第一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既然是“速成”，当然不可能学四年，第一期原定为一年,从第二期开始，则延长为一年半，汪兆铭考中的，就是第二期，同学中，还有同为广东番禹人的朱执信和胡汉民。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同学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与汪精卫、朱执信、张伯翘、李君佩、古湘芹、陈协之契合，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气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之不逮，则交益深。”

汪兆铭的日本之行，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正是在日本，汪兆铭结识了他的导师、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后来回忆说：“乙巳年，我二十二岁，孙先生到东京，我和朱执信等几个人前去见面，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为我献身革命之始。”

1905年7月，汪兆铭加入了“兴中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后因日本政府的干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称“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同盟会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汪精卫为评议部评议长并兼任执行部书记长，至此，汪一跃而成为与革命先驱黄兴比肩的人物。

同盟会的机关报即《民报》，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都是主要撰稿人。在这一阶段，汪兆铭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精卫”，取为了革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之意，名噪一时。以至于从此而后，大家都称其为汪精卫，至于其本名“兆铭”和字“季新”，后世反而不大有人提起。

没想到，多少年以后，“精卫”居然落水投敌，没的玷污了填海的精卫。

1906年6月，汪精卫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并与朱执信一道被评为优秀学生。

跟现在一样，当年的公费留学生，同样有“回国服务”的义务，汪精卫当然不打算为“鞑虏”服务，于是他滞留日本，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一方面维持生计，同时继续自费读法政的专科，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为革命鼓与呼上。

对这一段生活，汪后来回忆说：“自费的钱，是从译书来的，只是那时的译书，只为得钱，如法规大全等等，纯是雇佣式的。官费的时候，每月只得三十元，自费的时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帮朋友的忙。”

迫于请政府的压力，1908年初，日本政府将孙中山“礼送”出境，流亡于南洋各地，汪精卫自然是忠实的追随者。

在南洋，汪精卫结识了一位富商的女儿，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璧君。

陈璧君，1891年生，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其父为南洋巨富陈耕基。

1906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槟城分会，15岁的陈璧君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不久，又介绍自己的母亲卫月朗入会，母女会员，成就了当年的一段佳话。

1908年3月，汪精卫来到南洋为革命筹集经费，结识了陈耕基。汪是著名的美男子，又是年轻的革命家，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一见之下，居然芳心暗许，发誓非此人不嫁。

早在出国之前，汪精卫的大哥汪兆镛就为他许了一门亲事，后来，汪精卫跑到日本留学，走上革命道路，此时，汪兆镛正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据汪回忆：“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长兄将我交出来，不然就要对不住。我长兄急得没法。我得此信息，便写了一封最后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

为避免给自己的老哥哥找麻烦，汪精卫效谭嗣同的故智，给汪兆镛写了一封信，声明断绝与家庭的关系，同时把已定的婚约也给退掉了，他说：“事已发觉，谨自觉于家庭，以免相累。……望纵之，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惟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瞑目。亦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从此，汪精卫发誓，革命不成功，誓不结婚。

陈璧君的性格，尤胜于男，那可不是你一句不结婚就能挡得住的。从此，陈就算黏上汪精卫了，1908年3月，陈璧君学也不上了，跟着汪精卫去了东京，经孙中山特批加入了同盟会，并分派在《民报》工作。

这下可好，汪精卫连躲都躲不了，但他坚持只是那几个字，革命不成，绝不结婚。陈璧君也很有韧性，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能在一起就行，反正你不跟我结婚，不也不会跟别人结婚么？走着瞧！

这时，汪精卫做出了一件大事，也促成了彼此的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