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狙击王克敏（七）

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凌晨，乔还没有起床，突然有人敲门，把乔家才两口子吓了一大跳，以为是日本宪兵队来抓人的，尤其是乔的太太，吓得“脸上的苍白颜色，好久还转不过来”。

按：1935年春天，乔家才在太原工作，那时的山西，还没有归顺“中央”，是阎锡山的独立王国，结果乔被抓走。当时乔的大姨子生病恰好住在乔家养病，因受到惊吓，事后不几天就死了，这件事使乔的太太受到了极大刺激。

乔家才说：“对于一个女人，这种打击太惨酷了。当自己的丈夫活活被人捉走，情感最深的同胞姐姐又于此时死去，而自己被两名宪兵监视着，跟进跟出。事后余悸犹存，一合上眼皮，不是看见他的姐姐，就是看见宪兵，要不然就是看见我被人家杀死，满身血淋淋的，非常可怕。一直等她来到北平以后，才把过去的事情慢慢忘掉，可是一听到门铃响，心总会蹦跳的。”

乔家才不知道，他的太太日后所受的苦难，还远不止此。

乔开门一看，“进来的不是日本宪兵，而是我的上级负责人王天木先生”。

王天木一开口就说：“不好了！”乔当时就想肯定出什么大事了，有可能是谁暴露了甚至被抓了，因为王直接到家里来找他，是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的，既来，必有大事。

王开门见山：“昨天晚上给上级发了一份联名的电报，要求撤退到天津租界。事后想来，这是临阵脱逃，要杀头的。”

按：“七七事变”之后，戴笠下令各地区、站、组等外勤单位，一律不得因所在城市沦陷而擅自撤离，必须继续潜伏，否则军法从事。

乔听了，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就说：“再发一份电报，更正一下，不就好了吗?”

王天木说：“你要知道，我手头没有密电本子，想借用你的密码本子发一份电报。”

乔又问：“你究竟用那些人的名义发出那份电报?”

王天木说：“第一是我，第二是你，其次是（吴）安之、（陈）资一、（毛）万里。”

乔一听就急了：“你们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列进去呢?”

按：乔家才的反应不是偶然的，他跟王天木之间早就有“茬”，王天木曾告过乔的状。

据乔回忆，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没几天的事，周世光来找他，给他看一封“控告信”，乔说，那是“一张十行纸，上面粘着拼在一起的十行纸字条，是王天木先生具名的报告，有王先生的亲笔顶批。内云是控告我三大罪状。”

乔家才说，这三大罪状，除了说他“脾气不好”属实以外，别的都是“莫须有”。周世光对乔家才说：“这张报告撕碎了扔在痰盂里，区里有位工作同志，对这件事颇为不平，所以捡起来洗净交给他。”周世光还劝乔家才要防止“被人暗算，不可太大意”。

王天木看乔家才急了，赶紧解释说：“所以我要同你商量，我重发一个紧急的电报，建议把不必要的人移到天津，我们仍然留在北平，你觉怎样？”

乔家才说：“好，除非中央调走我，否则我绝不会请求离开这里的。一个革命军人怕死，那是耻辱，请你拟稿吧！我负责替你译发好了。”

乔家才做得是对的，此后不久，保定站站长侯化民就因逃跑被枪毙了。

“七七事变”以后，保定成为军事重镇，于是戴笠连续给保定站站长侯化民发了两封电报：强调“保定为军事重心，该处工作务希加紧推动，消息务求灵通而确实，并希将所得情况，随即以限即到电牯岭，以便就近转呈委座。”

问题是侯化民的公开身份本就是军人，大家都认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不具备潜伏工作的条件。9月24日保定沦陷，侯化民随着29军一起撤离，事前也没有向戴笠请示。

戴笠说到做到，毫不犹豫地以“临阵脱逃”罪将侯化民枪决，侯成为抗战开始以来特务处第一个因逃跑被枪毙的高级干部，比老蒋枪毙韩复榘还要早。

对此，乔家才评论说：“以后八年抗战，军统局的同志，能死守岗位，从事工作，也许就是侯化民牺牲的代价。”

然而，“中央”的调令，终究还是来了，1938年2月底，戴笠电令乔家才将工作交给周世光，立刻赴湖南长沙特务处临时本部报到。

3月7日，平、津两地几乎所有人员在王府大街锡拉胡同的“雨花台饭庄”摆了一顿大酒，给乔家才饯行。

按说，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这种聚会是绝对禁止的，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此前，平、津两地已经多次出现这种“违规操作”，今后，还将继续出现。

在整个抗战期间，军统在平、津的组织多次被日伪连锅“端”掉，直到最终彻底荡平，个中缘由，生存环境恶劣自是首要因素，但其几任负责人在工作纪律上的不严谨也是重要原因。

据乔家才回忆，当天的饭吃得很热闹：“陈恭澍兄带来两瓶外国的陈年葡萄酒，那天酒吃的真不少，吃完葡萄酒，又要了四斤花雕。最后万里大嫂要敬我酒，我要求以三对一对饮，我吃了九碗，她只吃了三碗，已经快要酩酊大醉了。我们是多年的患难朋友，这种宴会不同于普通酬酢，所以安之、资一、汉三、世光、恭澍和万里诸兄都吃了不少的酒。那天晚上，敌人防空演习，灯火交通都受管制，一直等到十点半钟才离开雨花台。”

第二天一早，乔家才离家，准备经天津坐船南下道上海，再辗转赴湖南。临行，乔的太太要送他到车站，乔不同意，因为“像车站这类地方最为复杂，是非最多，一不小心，就会招致意外灾祸”，头天晚上，他已经拒绝了平、津两地“同志”送行的要求。乔家才说：“所以我也拒绝了妻的要求，她只好送到门口，还没有等到我转身，她的眼泪已经像泉水般涌出来。别离，总是令人伤感的。”

在天津要等候一个星期，才有南下到上海的轮船。此时在天津主事的是天津站书记曾澈，曾也打算给乔家才饯行，并问他愿意不愿意“同天木见面”。

此时，王天木已经卸下了北平区区长的职务，搞武装斗争去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天津站特务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司令、陈恭澍为副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戴笠令王天木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因此王常驻宝坻，也就没有参与3月7日给乔家才的饯行。

对此，乔家才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北平的工作，没有再同他见面的必要。曾澈则认为王天木是特务处的老人了，此次乔回到本部工作，跟他聊一聊，“可以知道许多人事上的问题”，所以还是请王来作陪。

见了面，王天木一边跟乔握手，一边面带歉意地说：“你这次到南方去，一定会被关起来。我要向本部发一个电报，声明过去用我的名义报告你的一切，都是诬告。”

乔家才立刻想起了周世光给他看的那封“控告信”，但他没有说破，只是说：“不必多此一举吧?我相信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至于别人告我什么，那倒无所谓。”

王天木说：“你不清楚，我一定要发一个电报，不然的话，你一定要被关起来。在我的良心上讲，非这样做不可。”

乔家才想：“由我们王区长出名控告我的，一定不止一次，所以王先生这样说。不过戴先生很了解我，绝不会接纳那些不真实的控告，糊里胡涂把我关起来。不过我却明白了这次调离北平，同他所说的话多少有些关系。”

事后很多年，当乔家才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很感慨地说：“在敌后工作，不能各凭良心，同舟共济，而为个人私见去闹意气，不但可耻，而且太危险了。大家既是同患难，共生死，在那种险恶的环境里工作，还有什么意气可争呢?”

所以，乔家才说：“我是一个军人，虽置身险境，绝不退却，但是也不会留恋这种环境吧?现在要我离开敌后，那就是让我脱离虎口，我不但不会怨恨那些撵走我的朋友，相反地，我真是非常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