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狙击王克敏（五）

“这政府说不到有什么主张，能为沦陷区人民尽一分力，使人民少受一分苦即很好了。”曹汝霖的话说到这里，笔者倒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曹的确是这么的，对王克敏而言，倒不失为一句十分“剀切”的劝诫——既然不得不做坏事，那就尽可能也做点好事，既是为人、也是为己。

回过头来看，八年抗战，大小汉奸不计其数，但几乎每一个汉奸都曾经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上做过“好事”。特别是那些“顶级”汉奸，每个人在法庭上都能拿出厚厚一叠申诉书，证明自己为沦陷区的老百姓免于“涂炭”做过多大的贡献，而且一查还是真的，有人可以证明。

这不奇怪，谁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而且越是大汉奸，他做好事的“余地”就越大，因为他有权力嘛。

听了曹汝霖的话，王克敏“慨然”道：“我的脾气，您亦知道的，我王某亦不是肯听日人指挥的人。这局戏不知如何唱法，过一天，算一天，不久拆班亦未可知。但由日本军人胡天胡地的搅下去，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有一个政府在旁看着，总比他们胡搅好一点。我哪敢说为百姓解除痛苦，我亦像您说的尽一分力罢，只好做到哪是哪里。”

曹汝霖说：“对了，这个临时政府只要能为人民尽一分力，即算已有交代，不必说有什么主张。为人民尽一分责任，即是为国家保存一分元气，这是为自己的良心，不是为日本人服务，更不是为图富贵。我们到底是好朋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盼望你这样干，亦可对得住良心，对得住国家。”

王克敏很高兴地说：“今天说得很痛快，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您在养病，不应过分兴奋，我先告辞，过日再谈。”

事后，曹汝霖评价说：“（王克敏）喜赌博，好挥霍，致景况日窘。此次出来，亦为贫而仕，未必为附日。可见安贫守己，亦不是容易的事。”

1937年12月14日，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它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伪府的成立，怎么会定在12月14日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1月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据曹汝霖回忆，1937年12月13日，喜多诚一还在天津利顺德饭店摆了一桌饭，请的客人，除曹汝霖外，还有靳云鹏、陆宗舆、齐燮元、朱深、王揖唐、龚心湛等等。

这其中，靳云鹏、陆宗舆，大家很熟悉；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大家就更熟悉；只有龚心湛稍微生疏一些，其实他也曾短时间代理过北洋的总理。

喜多请客，自然是有目的的，他要请赴宴的各位大佬，都要出席第二天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权”的“开业典礼”。喜多说：“日军此次行动，出于不得已，以后成立政府，希望速成和平，两国恢复亲善，一致反共。”

喜多接着说：“诸君为华北负有重望之人，务请多加指教，共同协力。”

据曹汝霖回忆，当场明确表示不肯去北平的，有他本人、陆宗舆，还有龚心湛等三人。靳云鹏则说：“你们把我家乡山东搞到如此之糟，叫我有何面目跟你们协力?”

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则没有辜负喜多的“厚望”。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头天晚上与喜多吃饭的几个人当中，军人出身的齐燮元当了“治安部”总长，要实权的王揖唐捞了个“赈济部”总长，老资格的司法行政专家朱深则依然干他的本行，当了“司法部”总长。

由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均为北洋余孽，遂决定恢复已于1928年废止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北洋时代的“卿云歌”为“国歌”，同时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并作为“首都”。其实，此时的“临时政府”辖区，不过平、津两市以及北平附近的几个县而已。

日后，殷汝耕的“冀东”伪府被并入，又加上相继沦陷的省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全盛”时期，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及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因应伪府的成立，日寇军方也做了相应调整，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部着手迁往北平铁狮子胡同，司令部所辖特务部，改为联络部，仍以喜多诚一为部长，常驻北平，对伪府起指导作用。

12月14日，伪府“开业典礼”之后，由王克敏率全部文武官员到天津“谒见”寺内寿一，这是“新政权”开张的最后一个步骤，意思是对寺内的“襄助”表示感谢。至此，伪府的成立就算“礼成”了。

据曹汝霖回忆，“谒见”之后，王揖唐和伪府“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就来家里看他，当时曹讽刺他们说：“觐见完毕了？”

对此，王揖唐假装没听出来，说：“因北京总司令部尚未修理好，寺内总司令在津，不过是仪礼式的访问罢了。”

汤尔和则很生气，“怒容满面”地说：“我们这次本是入地狱，你爱惜羽毛，不肯合作，还说这些风凉话，岂有此理?”

曹汝霖则说：“我的羽毛早已给人拔光了，哪里还有羽毛可惜!”

曹汝霖这话是话里有话，“五四运动”发生时，汤正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并因而去职。所以曹说：“他（指汤尔和）听了心里明白，因他与五四运动亦有关系。”

此后，根据日方的要求，伪府给曹汝霖和吴佩孚各安了一个“顾问”的头衔，每月发给1000元，曹汝霖回忆说：“余想中国顾问，都是有名无实，不若日本最高顾问，真要办事，若再不干，怕要闹僵，遂应允。”

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清算汉奸，最初连曹汝霖一块抓了，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