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狙击王克敏（三）

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此时，日本在华北驻军的最高长官是寺内寿一。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方三次从关东军征调部队到华北，加入华北驻屯军，接着又从国内征调第5、第6、第10三个师团进入华北，至此，华北境内的日军猛增至近40万人。日军方遂将华北驻屯军改为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即原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1937年9月，寺内寿一命喜多诚一接管了松井太久郎的驻北平特务机关，并改为华北方面军特务部。至于参与挑起“七七事变”的松井太久郎,则被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

喜多诚一，1886年生，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6年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9月4日，喜多诚一任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

喜多诚一与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当然还有老资格的土肥原贤二，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9月6日，喜多诚一接到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本直三郎少将“关干建立华北政权”的指示：“暂建立政务执行机关，以统治现在及将来的军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各机关，且尽量使之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础。”

既然是搞“建立政权”，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了“新政权”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此时还在平津的，只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等三数人，大体符合日本人的“条件”。

据曹汝霖回忆：“那时北京城内，风风雨雨，谣言满天飞。有说吴佩孚与土肥原条件讲好，即将出任主席。有说殷汝耕可能升格，当临时政府主席。又有说靳云鹏亦有意出来当此席。”

据今井武夫回忆，他在1937年年初就与靳云鹏有联系。今井说：“靳前一年秋天应蒋介石的邀请南下，并接受了要他努力打开当时在华北非常危急的日华关系的委托。他的想法是，要避开当时成为难题的政治经济问题，先从文化提携入手来改善两国的全面关系。他也曾把这个心意告诉过我，并要求我协助。他自己就这样开始了热心的活动。为此，我们曾相誓共同努力，而且已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时机看来已渐趋成熟，同时周围的形势也不容许再拖延了。于是靳就在五月十一日亲自来到北平，在棉花胡同他的家里和我进行细谈。”

今井说，当时靳云鹏的想法是这样的：“他想先取得蒋介石的承认之后，要使华北各地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人也在这个运动里和他采取同一步调，因此他借了佛教密宗会会长的公事这一表面理由，于六月底从天津出发，先到山东省作短期旅行，等待前往南方的时机。”

正在“等待时机”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靳也没能见成蒋介石，于是直接从山东回了天津。

下一个是吴佩孚，喜多诚一和他手下的总务课课长根本博都曾经与吴佩孚接触过，吴表示：“设无各国承认之国民政府与真正人民拥戴，我绝不出就任何名义。在过去，我曾反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但我不反对中国人，现在蒋委员长与其领导之国民党，为中国人做事争气，故我决不反对。”

寺内寿一曾打算与吴佩孚当面谈谈，亦被吴婉言谢绝。

现在只剩下曹汝霖了。

曹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

曹汝霖在回忆中曾提及高凌蔚、江朝宗二人，言语间颇为不齿：“日本人物色到这两大人物为会长，真属不易。而江高两人，以前任高官，不惜降格供人利用，抑何若是之无耻也。”并讽刺说：“江之子某，为市政府财政处处长，大发其财，父子同恶相济，总算名利双收。”

据曹汝霖回忆，某日，有一个“像军人，但没穿军服”的日本人曾找过他，看名片是“兴亚院”某部长，对曹说：“你们孙中山先生过日本时演说，主张大东亚主义。这主义应由我们两国领导，才可安定东亚。”并说：“我们这次极愿与贵国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人合作，实行孙中山大东亚主义。”

曹说：“我没有见过孙中山，但听说他的大东亚主义，先要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像你们现在之行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怎能平等自由?怎能说是孙中山的主义?”

对方见“语不投机，即告辞而去。”

下一个来劝降的是土肥原贤二，他说，“京津维持会，仅属一时性质，不能有所作为。现在我们决定要设立华北临时政府，拟请您出来担任主席。日本军不日南下，若得了南京，即成为正式政府，主席即是大总统了。我们都知道您是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现在两国亲善的日子到了。您多少年来，受了多少的鸟气，现在正是您吐气扬眉的时候了。”

土肥原贤二不愧是“谋略专家”，挺会说话的，尤其是“您多少年来，受了多少的鸟气”这一句，不知是土肥原的原话，还是曹汝霖根据他说话的语气记录的，应该是正说到了曹的心坎上。

曹说：“不错，我是向来主张中日亲善的。但你们这样搞法，怎能讲亲善?”

对此，土肥原说：“因为南京政府反日，所以不能讲亲善，以后北京立了临时政府即不同了。”

曹说：“彼此要讲亲善，只要彼此有诚意，不论哪个政府都可以做到，不必要另立政权。但你们要如何主张，是你们的事，我不便多说。至于我呢，自从先父去世以来，现在只有八旬老母，她因为我搞政治关系，把老父的命送掉，她恐怕我再搞政治，时时对我垂涕而道。我已对老母言，誓不再入政界。我与段祺瑞先生的关系，你应知道的。他当执政时，我也没有出来，这是明证。且我有肾脏病，时发时愈，像这样多病之身，更何能当此重任?多谢你的好意，我是不能干的，请你们另请贤能吧。”

土肥原继续说：“看您精神很好，不像有病的人，且正当盛年，是为国服务之时，不能以家事而不管国事。”

曹汝霖说，“您在北方有年，您总见过人家在新年陈设的唐花吧。像牡丹、海棠之类，都是颜色鲜明，但一出屋外，受了寒冷，即枯萎了。我的身体亦是这样，若无事休养，还可过去。倘若出来担任重任，不久即将倒下。这只有我自己明白，他人何能知道?还请原谅。”

土肥原没有说动曹汝霖，喜多诚一只好亲自出马。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喜多骏一”，曹对喜多评价为：“这人虽属军人，然尚文雅，我见过几次，觉得尚诚实，没有嚣张之气。”

喜多说：“您跟土肥原君谈话，我都知道。我想您恐怕与军方磨擦，不好办事，故不肯出来。这层可不必顾虑，不久我将转任为联络官，若军方与临时政府有磨擦，我可在中间调和，请您放心。”

曹答道：“我不是顾虑这些，您若愿听，我可以心中之言相告。中日两国，从地理上历史上关系的密切，自应互相亲善提携，我向抱此愿望，惜才力不足应付，终至失败，反被人骂我亲日卖国，但我于心无愧，并不因此灰心。今两国不幸兵戎相见，到此地步，我实在痛心。您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决不能以武力屈服，以我的观察，日本决不能以强力并吞中国，中国亦决不能以武力抵抗日本。日本若想武力征服，中国恐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于日本有何益处，徒得了侵略之名，为各国齿冷。我想彼此迟早终有悔悟之日，言归于好。我以为临时政府之设立，似无必要。但这是你们的事，我不能置喙。若论主席，应以没有色彩超然之人为宜。万一局面有变，尚可发生作用，不必以亲日之人为限。这是我中心之言，不是徒托空言，亦不是含有恶意，希望您谅解。”

在这里，曹汝霖所说的“中华民族决不能以武力屈服，以我的观察，日本决不能以强力并吞中国，中国亦决不能以武力抵抗日本。日本若想武力征服，中国恐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这一句话，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看法，但不知是曹汝霖当时就这样想的，还是在写回忆录时追述的。

喜多听了曹汝霖的长篇大论之后，“频频点头，似有会意，只说领教了，可惜已晚了。遂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