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72)

刘佐周被杀以后，不知何故，日方认为此事出于已经离任的陶尚铭的策划，于是于8月5日将已经离开任所的陶尚铭诱到北平日本领事馆，并予以扣押。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就“刘佐周案”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王克敏及河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军根据治安权将拘捕一切嫌疑犯，即使是中方官员也不例外。”王克敏则向酒井“深表歉意”，并要求“引渡”陶尚铭。

6日，河北省府决定“派员调查”，并电令滦榆区专员殷汝耕悬赏“缉凶”。

7日，河北省府主席商展自保定至天津访梅津美治郎，对刘佐周案表示“道歉”，并声明省政府决“严令缉凶，清除乱源”。同日，河北省政府公布“刘佐周案善后处置办法”两项。

8日、9日，孔祥熙、唐有壬连续向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提出释放陶尚铭的要求。12日，外交部向日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正式严重抗议。

17日，陶尚铭被“释放”。

8月12日，河北省府严令滦榆区专员公署限期破案。当然，高志远是抓不到的，到8月21日，殷汝耕不知从哪里抓了一个叫李振华的人，把刘佐周被杀案扣在了他的脑袋上，还取了口供，说是因被刘佐周撤职，故“怀恨行刺”。

刘佐周案就这样结束了，只苦了陶尚铭，无端被关了十几天。

此后不久，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之后，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伪政权，后陶尚铭做了伪河北省公署教育厅长。

很可惜，与日本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吃尽日本人苦头的陶尚铭，最终与殷汝耕“殊途同归”，还是落水了。

至此，陶尚铭走入了抗团的视线，祝宗梁说，在“火烧教科书”之后，“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大家觉得当时身为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应对修改教科书负主要责任，决定将其杀掉。

当时，是抗团成员沈元寿了解到到陶尚铭住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并经常在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饭店乘汽车外出”，孙若愚听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狙击，并决定由他自己和孙湘德担任射手，行动组的另一位成员宋长富和祝宗梁掩护，必要时也参加战斗。

据祝宗梁回忆，“10月的一天下午，他们潜伏在饭店附近，发现陶尚铭上了汽车，就马上赶过去隔着汽车向里开了八九枪，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现场。我们离开约50米担任掩护，看他们一切都顺利，遂也离去。”

祝宗梁说：“事后才知道陶逆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结这次经验，认为是汽车铁皮和玻璃造成了子丨弹丨偏差。”

经查，陶尚铭被刺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1月6日。

抗团行动工作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的经济汉奸王竹林。

王竹林，生于1855年，本名王贤宾，字竹林，以字行。

王竹林是长芦盐商出身，也是工商界的“老前辈”了。

盐业关系民生，又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垄断行业。既是垄断行业，就必有人从中发大财，所以凡是管盐的官，以及做盐业买卖的人，都是巨富。富得今人难以想象，说是“富甲天下”一点不夸张。

在前清、康熙、乾隆都曾数下江南进行“巡视”，花钱如流水，到今天还被诟病。其实，客观地说，康、乾二帝“南巡”花的钱，包括皇帝的“万寿”庆典，还有所谓“河工”，许多费用都是盐商“捐输”的。而且，遇有重大的战争，如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其军费开支，也有盐商的“贡献”在其中，否则单靠国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军费。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了东南富庶之地，清政府的税赋收入马上就成了问题，这当中，失去了两淮“盐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盐业的重心有两个，南方就是两淮，两淮盐运使司驻江苏扬州，因此这里也是盐商云集的地方，扬州的园林十分出名，其实当年都是盐商们的私家财产。

北方就是长芦，即河北沧州，论规模，长芦盐场略逊于两淮，前清设长芦盐运使，也是个肥缺。由于长芦盐运使经常与富商打交道，见的世面多，无形当中得凤气之先，因此，1793年，英使马夏尔尼来给乾隆过生日，顺便谈谈通商的事，与外事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长芦盐运使徵瑞，居然被选派陪同接待马夏尔尼一行，就是觉得徵瑞在当时的官僚中，大概比较“洋派”一些，省得在外国人面前出洋相。

当时乾隆详细指示了接待工作的“原则”，“……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在徵瑞陪同马夏尔尼一行前往京城的路上，乾隆还给徵瑞下旨，谆谆教诲，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马夏尔尼他们，要在圆明园远瀛观请他们吃饭，如果说了也没关系，我该请就请，如果没说，到时候就看情况安排。（“英吉利使臣在远瀛观正殿赏饭一事，该政曾否向正副使及通事提过，如已向其说过，不必撒谎，据实说出，自当仍旧赏饭以示诚信。若未经向其说及，则赏饭一事可行可止。”）

乾隆是所谓“英主”，世事洞明，尽管此时已经83岁了，头脑依然清晰无比，他显然是听说徵瑞可能应了英国人什么事，怕他不敢说，到时候耽误大事情。从这件事上看，乾隆还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

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乾隆毫不放松，他特地叮嘱徵瑞：“……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

此事对马夏尔尼、对英国政府都形成了绝大的刺激，1860年，天津设立英租界，英国人特地将其中的一条小马路改名为“马夏尔尼路”，可见其衔恨之深。

与扬州一样，经营盐业的长芦，也出了许多巨富，民国许多亦官亦商的人士，都出自长芦，如曾为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周学熙；如袁世凯的表弟、后来创办盐业银行的张镇芳，都做过长芦盐运使。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都是解放以后，由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可见其家财力之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