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71)

1935年8月4日，在滦榆区治下的滦县，发生了刘佐周被杀事件。

因《塘沽协定》的签署，冀东22县不得有中国驻军，但仅靠丨警丨察维持治安，显然不行。于是，当时还在河北当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想出一条妙计，他从自己的51军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作为骨干，然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起名为河北省保安第一、第二总队，两个总队长，就是张庆余和张砚田，这是前面说过的。

然而，部队是成立起来了，却进不去“防区”。

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嫌保安队的人数太多，按他们的意见，上限不能超过5000人，而一、二两个总队各有5000人，几乎相当于两个乙种师的编制了。

原因之二，在日寇占领冀东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山头”，大批的汉奸，以各种名义都拉起了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电影明星李香兰的另一个中国爸爸李际春。

无奈，当时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黄郛只好通过种种手段，对这些部队予以“收编”，“收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钱。通过给钱，将这些乌七八糟的“部队”改编为三个总队，分驻于唐山、滦县等地。

等到1935年5月6日，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日双方终于就“战区新保安队换防事”达成协议，代表双方签字的代表，中方就是陶尚铭，日方则是武官高桥坦及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

次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

1935年5月11日，早在1933年就成立起来的河北省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终于开入冀东战区，同时，日军开始撤离。

此后，就着张庆余、张砚田的第一、第二两个保安总队的名义，由原有汉奸武装改编而成的三个“总队”，也跟着将“番号”改为河北省保安总队第三、第四、第五总队。其中，第三总队总队长就是刘佐周。

刘佐周，生于1907年，辽宁省凤城县人。

刘佐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之后，刘纠集了2000多人进入冀东，成为汉奸。1933年5月，刘的部队被收编为战区保安队，后番号改为第三总队，驻滦县，刘还弄了个“少将”军衔。

刘佐周“上任”以后，就开始扩充自己的“部队”。自日寇进据冀东之后，匪盗蜂起，乱得一塌糊涂，因此冀东各县自发地建立了许多“民团”，往大了说，是抗击日寇，往小了说，是保一方平安。刘佐周觉得这些“民团”都是肥肉，可以据为己有。因此，他仗着自己的武力，要么强行“收编”，要么以“掺沙子”的方式，向各“民团”派进自己的人。

不料，这回被他遇上一个“硬茬子”，这个人，就是高志远。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1907年生，河北省滦县马城管理区人。

高志远其人，颇有点像旧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侠客”，身怀绝技又藏而不露。高出身于滦县的一个富户家庭，自幼进私塾读书，长成之后，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青年“乡绅”了。但谁也不知道，高志远其实是一个神枪手，百发百中的那种。

到日军进占冀东，高志远牵头，在自己的家乡马城拉起了一支300人的“民团“，并先后击败滦县的两股土匪刘兰亭、胡宝山，自此声名鹊起。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刘佐周看上了高志远的民团，以河北省保安队的名义，往马城民团里派出了队长和所谓“教官”，明摆着下一步就要收编了。

高志远怎能受这样的窝囊气，于是联合附近各庄民团，于1935年2月21日发起暴动，把刘佐周派来的人给抓了起来，是为“马城起义”。刘佐周闻讯派兵前来镇压，高志远的民团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行，最终寡不敌众，被刘佐周打散，高志远跑到冀东抚宁藏了起来。

刘佐周抓不到高志远，于是将高家洗劫一空。

高志远国破家亡，发誓要宰了刘佐周。

1935年8月，高志远了解到日寇梅津美治郎要到滦县，刘佐周必到车站迎接，于是事先化装潜入滦县火车站。4日，刘佐周果然来到车站，被高志远一枪击毙。

事后，高志远跑到天津隐居起来。抗战开始以后，冀东抗日联军成立，高志远被推为总司令，并参加了著名的冀东大暴动。

刘佐周被杀事件发生在滦县，给陶尚铭找了大麻烦。

实际上，早在陶尚铭上任之初，日本人就看他不顺眼。1935年6月25日，商震刚刚接任河北省主席，酒井隆就找他，要求撤换长芦盐运使、津海关监督韩麟生及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何梅协定》签字以后，酒井隆又让商震给国民党中央“带话”：“战区专员陶尚铭太不负责，……不如以殷汝耕与陶对调。”

迫于日本人的压力，1935年7月27日，陶尚铭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被免掉，由殷汝耕转任，陶则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的虚职。

此后，由于新任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苏玉琦说什么也不来，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于是以殷汝耕兼任，这样，冀东两个行政督察区、22个县全部落到了殷汝耕的手中，为日后的冀东“自治”埋下祸根。

在这一阶段，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曾与陶尚铭共事。那是“白坚武事件”发生过后不久，日军向平津卫戍司令部递交“觉书”，称：“有一队日本兵经过东长安街时，有人从电车上向日军开枪射击，要求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向日军道歉，否则日军即自由行动。”

当时，因日方正追着何应钦要他签订《何梅协定》，何无奈之下避往南京，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日方遂要求鲍文樾道歉。鲍当然不想去，于是“以日寇所提系地方性事件”，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处理，于是日方又要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道歉，王当然也不去，结果派刘家鸾去向日军道歉。

何应钦、鲍文樾、王树常都可以推，到刘家鸾这儿可推不掉了，他说：“我明知日寇所称电车上有人开枪射击日军一节，是他们企图挑衅所捏造的借口，实无其事，今反要向日寇低头道歉，心实不甘，但我又无法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前往。”

先去日本领事馆接洽，陪同刘家鸾前往的，就是陶尚铭。据刘回忆：“交谈数语后，陶尚铭告诉我：日本领事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礼貌亦不够周全，在使馆不要紧，到兵营这样不行，让我注意。我听后心里极不舒服，但又无可如何，只得由日领陪同到驻平日本兵营正式道歉。”

“日本兵营中空气紧张，我到后，日本驻军部队长、日本陆海军武官全体起立，代表日皇接受我的道歉。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只讲了一些事出误会请原谅等话语，由陶尚铭翻译。日寇部队长也讲了一些话，态度异常倨傲骄横。事后，我向军分会鲍文樾复命，说起日寇的倨傲骄横态度时，鲍叹了一口气说：‘忍辱负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