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70)

烧了教科书，祝宗梁他们依然不解恨，于是，他们的目光定在了日伪奴化教育的代言人——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身上。

说起陶尚铭，又得往回翻一大段历史。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陶尚铭曾任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他同时被任命的就是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后来做了汉奸的殷汝耕。

陶尚铭，1889年生，浙江绍兴陶堰镇人。

陶堰镇故称陶家堰，是浙江一个很有名的地方，陶成章、陶行知和邵力子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陶家亦是当地望族，陶尚铭的父亲陶大均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陶大均生于1858年，1882年，24岁的陶大均被“公派”送到日本学习日语，1892年学成，入中国驻日公使馆做翻译，因此，陶大均是中国最早的那批日语翻译之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到日本谈判战后事宜，并最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陶大均就是翻译之一。此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奉命赴台湾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陶大均亦是其随员之一。

此后，陶大均进入李鸿章幕府，1901年，作为李的随员，陶大均又参加了《辛丑条约》的谈判。

1907年，俄罗斯将占领的满洲“还给”清政府，于是清政府设置了东三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作为当时少见的日本通，陶大均被徐世昌任命为东三省交涉使，成为主管东三省外交的最高官员，不久，清政府又以陶大均为外交部左丞，仍兼东三省交涉使。

此后，清政府中了日本的反间计，对陶产生怀疑，迁为江西按察使，陶尚铭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国的。

陶尚铭出生的时候，陶大均还在日本东文学堂学日语，因此，陶尚铭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学，可想而知，陶尚铭的日语有多好。

1910年，陶尚铭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到南昌投奔父亲，恰好这一年，陶大均病殁于江西按察使任上，陶尚铭只好回到奉天，投奔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时任奉天度支使的张锡銮，张将其安排在南满铁路任职。

按：张锡銮，1843年生，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四川，在太平天国起事时投入湘军悍将鲍超部，1875年随热河都统崇实进入奉天，从此成就一生的事功。

1908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的张锡銮，奉命收编土匪，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人称“快马张”的张作霖，张锡銮并认张作霖为义子。

1912年，张锡銮被任命为奉天省督军，遂延老友之子陶尚铭入幕府。斗转星移，1917年，张作霖成为奉天省督军，就此，陶尚铭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达十几年之久。

按：陶尚铭家与同是绍兴人的周恩来家沾点亲戚关系（陶尚铭的祖母与周恩来的祖母是堂姐妹），因此，生于1889年的陶尚铭是周恩来的表兄，陶尚铭的弟弟、生于1903年的陶尚钊则是周的表弟。

1917年，陶尚钊考入南开中学，成为周恩来的“学弟”，陶比周低五届。

1920年，因参加学运，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陶尚钊等均被拘禁，陶尚铭很着急，多方托人，最终保释了当时还未成年的陶尚钊。陶出狱之后，又联络同学，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表兄周恩来和其他同学。

经此一闹，陶尚铭担心这个弟弟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于是决定送他去法国读书，陶尚钊听说以后表示同意，但同时说周恩来也想去，但没有钱，要求哥哥把周恩来的旅费一并承担起来，陶尚铭欣然同意。

1920年12月，周恩来、陶尚钊一行抵达法国巴黎。次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一步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人物。

至于陶尚钊，可惜天不永年，1922年，陶在宿舍中用酒精炉做饭，不慎倾倒引发火灾遇难，年仅19岁。对此，周恩来极为痛惜，当即电告陶尚铭，陶指示，遗体就地火化并入葬，所遗钱物均赠与周恩来等留法同学。周办理后事之后，还曾将墓葬照片寄给陶尚铭。

1928年6月4日，退出北京的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延至6月21日发丧，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就有陶尚铭。此后，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陶又成为张学良的日文秘书。

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为表示决心，此前，张学良曾短时间地拘禁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

1933年初，日军开始向关内进攻，到当年5月，冀东各县均已沦陷，日军进至顺义牛栏山一线，眼看再打就进了北平了。无奈，5月31日，由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以军委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的名义，与日方签署合约，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不得有挑战扰乱之举动。”这就是《塘沽协定》。

至此，已经沦陷的冀东各县就成为了“非武装区”，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但不能驻有武装部队。根据双方商定，6月29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了“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魏鉴、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为委员，负责“接受”被日军占领的冀东各县。

1933年9月30日，根据《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细则》，临榆、抚宁、卢龙、昌黎等8个县划归滦榆区。10月14日，陶尚铭被任命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则为殷汝耕。

说起来，这两个专员的任命，可谓给足了日本人的面子，殷汝耕是民国四大“日本通”之一，本人又娶的是日本太太，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跟太太姓“井上”。陶尚铭更不必说了，父子两代跟日本人打交道，本人是日本生、日本长、在日本上大学，由这样两个有着深厚日本背景的人来跟日本人打交道，可说再合适不过了。

按：民国的时候，这类“日本通”好像特别地多，宋哲元的手下，就有这么两位，一个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陈觉生，一个是后来曾出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潘毓桂。陈觉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潘毓桂则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据说俩人经常争论谁更像日本人，比到最后是潘毓桂赢了，因为他还多了个日本的干闺女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的便是。

陈觉生后来当了北宁铁路局局长，北宁铁路局的足球队很厉害，就在抗战爆发前不久的1937年4月，北宁足球队访日，横扫东瀛，令日本人大失颜面。1937年12月10日，陈觉生暴病而亡，据说是被日寇药死的。

至于潘毓桂，则被他多活了不少年，于1961年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