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9)

据祝宗梁回忆：“在天津河北大经路海河边上，有个旧天津市政府。在战争中被日军炸得只剩了一半。日本军队就把这当成日军的仓库，门口有日军把守。在后面一部分，四周房子中间是个院子，院子里堆了两层楼房高的稻草。这是非常容易烧的东西。我把这情况告诉孙若愚，于是我们决定烧了它。”

祝宗梁说：“孙若愚和我分别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多想些，到正式工作时就不分家了。有事大家干。人手不够就找人来帮忙，没有说不愿干的。在组织内没有上下级，工作时也没命令，谁愿意谁就上。”

于是，一天黄昏，孙若愚、吕廼钢、祝宗梁三人，“各带四个小燃烧弹，这就是我们的新武器，从墙外丢了进去。等我们离开约100米远时就看见火光冲天。”

第二天，祝宗梁他们发现“在法国桥的海河边上，也就是现在的天津火车站一带”，又有一个仓库，堆放的都是棉花，“经过压扎成立方体，这棉花站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于是，孙若愚、祝宗梁、叶纲骞三人故技重施，各带四个燃烧弹，悄悄扔了进去。“我们扔完了回到桥上火就烧起来了。我们在桥这边看火，大约有十几个消防水龙头在浇水。一个多小时后我才离去，火势小下来但仍没灭。第二天再去看时，烧个精光，原来暗火复燃，夜里又烧了起来。”

按：棉花、纸张等都有“阴燃”一说，即明火被“扑灭”以后，里边还有火，温度很高，从外边浇水，水还没进去已经被蒸发了，一会儿还会烧起来。所以一旦棉花着火，被“扑灭”以后，消防队不会马上撤离，防的就是阴燃。

第三天，祝宗梁发现工商学院后边有个“更大的棉花站”，“比前面那个大好几倍”，这次行动，交给了第二小队的刘友深等人，祝宗梁说：“根据经验，要效果更好就要破坏消防设备。”于是，祝叫上了袁汉俊。祝说：“有两次放火，我都没找袁汉俊。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那时我觉得他就缺少运动员那股灵活劲，很斯文，不像当个行动员。”

祝宗梁说：“我准备了一瓶王水，想把它浇在消防水龙的帆布带上。那天傍晚，我们到了消防站。大概是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在看守。汉俊假装问路，弄不懂还请他指点。我就趁他们站在门外的时候，把王水都浇到水龙的帆布带上。这是直径有一米多可转动的大轮子，并排绕着十几盘水龙带。至少有六、七条被浇上王水。王水一碰到帆布，颜色立刻变黑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转动轮子把黑色部分转到后面去。”

与此同时，刘友深等人将20颗燃烧弹全扔进了露天仓库，祝说：就在那天刚黑下来，我隔了几条马路，就看见火光冲天。这次丢了20个燃烧弹。后来听他们说，一个燃烧弹正好丢到电线杆上，当时就发火，就看到火球掉了下去。”

由于仓库的面积实在太大，而且堆与堆的距离也大，这么大的火，都没有把棉花烧光，祝宗梁他们不解气，过了几天，又去扔了30个燃烧弹，还是没有烧光。

两个月的假期转瞬即过，1938年的新学期开始了，经过对平、津地区一年的占领，日寇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也不例外，祝宗梁说：“中日中学是敌人企图培养汉奸的地方，校方声称将对学习优良的学生保送去日本留学。”

恰恰中日中学当中，有多名抗团成员，孙若愚、赵恩波、李振英、王宝璋等等，都是这个学校的，于是，孙若愚决定破坏日本人主持的新生入学考试。

祝宗梁说：“孙若愚建议由另个新面孔去做破坏行动，免得敌人对在校抗团人员怀疑。李如鹏建议由我去。当他们向我提出这事，我二话不说立即同意。”李如鹏还安排中日中学的赵恩波去“观看效果”。

祝宗梁做了一个不伤人的定时丨炸丨弹，没有弹壳，避免伤及无辜，他事先我对环境进行了调查。考试当天，祝早早潜入学校，将丨炸丨弹放在考场的讲台底下，“对准时间是开始考试进行后十分钟爆炸。”

祝宗梁说：“当考试进行了十几分钟时丨炸丨弹爆炸，考场大乱，这次考试不得不终止。”扰乱考试的目的达到了，祝宗梁也安全撤离，但这次事件惊动了日寇，他们出动宪兵，将学校包围起来严加盘查，在现场“观看效果”的赵恩波不幸被打在网里。

赵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昏过去，但赵“坚不吐实”，不论你怎么打，一口咬定是回学校来玩的，敌人无奈，只好将赵释放。

赵恩波出狱以后，对大家说，“敌人最缺德的刑法就是把他衣服脱光并把他悬空吊起来，用木棍子敲打他大腿内侧，这使他的**都流了下来。”

“中日中学招生事件”之后，祝宗梁又组织实施了“教科书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适逢暑期，日寇占领平、津之后，忙于扶植伪政权及所谓“治安强化”，尚来不及管教育的事，因此，在1937—1938年的这个学年，大家依然使用的是原课本。但是，到1938年开学以后，就不一样了。

据林堉在《柳世平“赠书”真相》一文中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各省先后沦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北京，伪河北省公署设于保定。随之各县大小汉奸纷纷出笼，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敌人对军事、政治、经济进行侵略之余，在文化领域中亦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除完全控制了各级大、中、小学校的行政、人事、财经大权外，对麻丨醉丨学生意志，奴化学生思想的‘精神食粮’——教学课本，亦不放松。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教育总署，曾网罗一批无耻文人成立了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专门从事编纂以宣传‘东亚共荣，日、满、华亲善’为内容的大量反动教学课本，灌输亲日的奴化思想，以瓦解中华民族的爱国抗战斗志，可见其用心之险毒。”

祝宗梁说：“又开学了。大家发现教科书换了新的版本。这就是对学生进行毒化教育。在教科书上都印着‘鸿图书局印行’。这就是这书局一个罪证。”

据林堉回忆：“到1939年，一套亲日媚日，奴颜婢膝味十足，而又完全符合敌人怀柔政策的教科用书便付梓问世（北京新民印书馆承印），应用于沦陷区大、中、小学校。天津市鸿图书局承包了天津市和附近几个县各级学校教学课本的供销任务。”

《四世同堂》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在学校里，日本教官的势力扩大，他们不单管着学生，也管着校长与教员。学生的课本一律改换。学生的体育一律改为柔软操。”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经过调查，祝宗梁发现在东马路有一个鸿图书局的门市部。就决定烧了它。他回忆说：“一天，我带了个燃烧弹，是时间控制的，并约了华道本、赵尔仁一块去执行。这书店没顾客，还有三个店员。我进去没法下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分头进去。华道本退了一步，一下踩在赵尔仁的脚上。于是两人先是小吵，后又大吵。几乎要动手打起来。几个店员都被吸引过去。我趁乱将燃烧弹放到书架上的书后面去。等我出来后，他们也出来了。事后了解，火烧起来后，救火车也来了。那里的书没烧完也被水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