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3)
关于抗团的成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抗团成员、圣功女子中学学生张杰回忆：
“一九三七年冬，军统局天津站地下组织的一位青年成员曾澈，感到军统站领导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计划，又鉴于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曾澈与这些青年交谈以后，决定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杀奸团。”
这个说法，与前面几份回忆所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
张杰还进一步说：“曾澈在成立抗团前，先和一些人结拜了金兰之好。结盟的共有十人，其中有的是军统分子，有的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哥王天木，二哥曾澈，三哥王文，五哥李如鹏，六哥沈某(沈栋之兄)，八哥张斯铭，九哥赵尔仁，十哥陈肇基，其他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抗团以天津租界为基地，在各校学生中发展组织。建团初期组织极为严密，人数也不多，参加者多是各校品学较优的学生，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对敌斗争态度坚决，有的后来被敌人逮捕，受到各样酷刑，也没出卖自己的同伙而从容就义了。”
关于王天木、曾澈等与抗团成员“义结金兰”这件事，传说很多，有的还给每人编了绰号，弄得跟水泊梁山的众好汉似地。对此，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以为是小说家言。道理很简单：大凡做特务的，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天到晚躲还躲不及，一下跟十来个人拜把子，其中多数还是外人，怎么会这样张杨！
张杰的文章发表以后，另一位早期抗团成员张澜生就张提到的一些情况，写了一份“订正”。
张澜生，1917年生，祖籍浙江绍兴。
张澜生出身于天津的一个银行世家，其祖父张作涛是“北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经理。到其父张召兰这一代更上层楼，不仅曾参与参与筹备“四行”准备库与储蓄会，并任天津分库经理，且自创中和银号，并任经理。其后，张召兰长子张丙生继任该行经理。张召兰的次子即张澜生。
抗战爆发时，张澜生是耀华中学学生，也是抗团的最早期成员之一。在张澜生的“订正”中，首先是肯定了“结拜”确有其事，同时指出，结拜的时间是1938年春天，“远在抗团成立之后”，因此，参加结拜的人员，“除沈栋、孙达诚、陈肇基以外，均为后期发展的团员。”
另外，张澜生对抗团的由来，又提供了新的说法：
“抗团成立时间并非是1937年冬季，而是同年8月11日前后。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其前身系复兴社所属青年救国研究会，由复兴社天津特派员王任远领导，天津沦陷之初，王任远滞留北平，青年救国研究会员彷徨无路，此时名义上隶属于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为了保存这部分力量，开展抗日活动，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约请青年救国研究会干事会部分干事，把散居租界的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抗团。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
张澜生回忆中更提到的王任远，确实是复兴社的人。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此人，他说：“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
我们前面说过，所谓“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复兴社的内核，因此，如果依张澜生的这份回忆，那么，不仅抗团是在特务处的指导下成立起来的，且连其前身“青年救国研究会”也是复兴社领导下的团体。这样一个说法，显然与我们此前所看到的资料有相当大的出入，且除张澜生以外，笔者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个人持这种说法。
不过，考究起来，张澜生的回忆中，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比如他谈到“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等等——即便在今天，“对于“特务处”和“军统”的区别与联系，也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搞清楚的；张显然了解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又如，张澜生说“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也非常符合情理。前面说过，复兴社的活动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虽然彼此似乎处于同一个系统中，却是分开运行的，当然，在外界看来，这种界限有时不那么清晰。既然如此，原本归复兴社指挥的“团体”，等于是被特务处明火执仗地抢了去，王任远怎么会不生气！
另外，“同年8月11日前后”，“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等等细节，也不像是信口开合，应该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张澜生后来娶了沈栋的姐姐、同为抗团成员的沈桢，所以，张澜生不但是沈栋的同学，也是他的姐夫。不过，张、沈二人虽是至亲，但在对于抗团的活动方式上，二人却有不同的见解。
祝宗梁曾回忆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抗团）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在这两种意见中，张澜生就是前者。
就张澜生的回忆，笔者特地征询了祝宗梁老先生的看法。祝老说：“据沈栋告我说，他（指张澜生）与沈栋的意见不同。他反对沈栋用烧、杀的办法，只要搞宣传就可以了。沈栋的意见是宣传也要，行动也要。”
此后，张澜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又与沈桢结婚，加上与沈栋意见不合，就脱离了抗团。到1938年祝宗梁加入组织时，张澜生已经不在抗团了。祝宗梁在回忆录中说：“后来，有些人到南方读书去了，有些人结婚了，还有人意见分歧，这些人大部分散了。”这当中，就包括张澜生。
从祝老的回忆看，他与张澜生并没有真正地在抗团的组织内共过事，因此，张了解的情况，祝不大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许多东西是需要保密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了解全盘的情况，知一斑而难窥全豹，正因为如此，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说的肯定是对的。事实上，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从总体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对了。陈恭澍、乔家才等等，都是军统的高级干部了，其回忆中，尚有许多错讹之处，除了因种种原因故意隐讳之外，其他的，只能说是因为很多事情他们并不了解。
关于曾澈与抗团的成立，笔者目前拥有的材料，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感觉还是没说清楚，或者有疑问，也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