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2)
曾澈离开侍从室，适逢陈恭澍出事，戴笠派张炎元接掌了北平站，另派吴庚恕接替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并任曾澈为天津站书记。不久，吴庚恕被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天津站由曾澈代理。
这一段是2010年9月11日写的，巧了，1940年，吴庚恕因刺杀汪精卫失机被捕，正是在70年前的这一天捐躯的。
1936年，陈恭澍“禁闭”结束，被派回天津当站长，曾澈成了他的搭档。
曾澈特别钦佩陈恭澍，总是很亲热地叫他“二哥”，因此陈对曾非常信任。前面说过，从陈恭澍回任天津，因工作关系，多次到北平“襄理”行动案件，遂将天津站的主要站务都交给书记曾澈代理。
到1939年初，陈恭澍被派到河内“制裁”汪精卫，失机后被直接调回重庆，天津站就完全交给了曾澈。换句话说，从1936年下半年起，一直到1939年8月底曾澈被捕为止，天津站站长实际上是由曾澈在做。
曾澈非常年轻，到天津站工作时才22岁。但曾澈非常有头脑。当时中日战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他注意到很多青年学生空有报国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说：“抗战期间，在沦陷地区、交战地区以及大后方等处，产生了很多的青年爱国组合，虽然背景不同，名称各异，但惟有抗日报国的热忱则完全一样。这里所记的抗日杀奸团，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就要说到抗团组织起来的时间了。
据祝宗梁回忆：“抗战前有个‘青年救国联合会’，后来解散了。在天津沦陷后不久，其中有几个人：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他们意识到敌人的铁蹄已经到自家的门前，应该有所行动。于是又约些好友有曾澈、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大家共同研究对策。他们认识到虽然不能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但这里有个特殊的地位——就是敌后。可以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共同倡议组建‘抗日杀奸团’。这个响亮的名字表明对外仇恨倭寇，对内憎恨卖国贼。这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对此，陈恭澍的回忆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七七’芦沟桥变起，天津的中等以上在校学生，即酝酿组织抗日团体，故有‘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之成立。当时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所接触到的就是这般人。”
通过上述材料，有几点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抗团的骨干，都是抗日战争之前就存在的“天津青年救国（救亡）联合会”的成员。
第二，七七事变之后，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决心“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经过大家商量，给自己的组织起了“抗日杀奸团”这样一个名字。
第三，抗团最初的骨干成员是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张澜生、阮荣照等人，而曾澈是后参加进来的。
沈栋是抗团的核心，抗战爆发时，沈栋在天津耀华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祝宗梁说：“他的工作热情，又对朋友关怀，在群众中突显出与众不同。”
下一个问题，曾澈是怎么加入抗团的，以及他在抗团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抗团的性质。
据陈恭澍的回忆：“为了进一步参与抗战实际活动，‘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中的积极份子，在曾澈同志的鼓励下，乃组成了永垂不朽的‘抗日杀奸团’。此一青年爱国组织的名称──‘抗日杀奸团’是否系由当时的天津站所拟议，再通过曾澈的提出而获得大家认可的？已经记亿模糊了。”
按陈的说法，曾澈对于抗团的成立，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陈恭澍并不是抗团的人，对抗团也不甚热衷。对此，陈恭澍说，“因为当时我有两大外鹜，一来是在军事活动中与人争权；二来是在私人生活行为上脱轨。所以有许多事务都托付曾澈同志代劳了。”
陈还举例说明：“就在二十六年的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头报告，说是要去参加一个‘青年活动’，我也就点头答应了，至于是个怎么样的‘青年活动’？我就不甚了了。”
由此来看，陈恭澍对曾澈与抗团的关系问题的判断，有可能是实情，也可能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判断的依据。
我们再来看祝宗梁的回忆：“曾澈是李宝奇介绍参加抗团的。他另外还有个身份，就是军统派在天津站的秘书。他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行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这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
第一，曾澈并非最初的发起人，而是经人介绍参加进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曾澈与李宝奇、沈栋等人早有来往，甚至有过成立抗团的拟议，而不以曾为召集人，仍由沈栋等人首先站出来倡议。毕竟这是学生的组织，由沈栋等提议，更为妥当。另外，从保密的角度讲，曾澈也不宜于从一开始就跳出来）。
第二，曾澈并未隐瞒自己的特工身份，祝宗梁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曾澈是“天津站的秘书”。当然，在这里，曾的职务，祝宗梁没有说准，这个很正常，显然是曾澈并没有对他们太详细地说，这当然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况且，祝等当时都是中学生，也不会对这个感兴趣，说了也记不住。
第三，曾澈进来之后，很快就与沈栋一道，成为抗团的领导核心。这不奇怪，曾澈比他们至少要大四、五岁，社会阅历要丰富得多，自然会扮演起“大哥”的角色。另外，曾澈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工，抗团的行动工作，无疑要经过他的培训。这样，曾澈以“大哥”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想不当这个领头人都难。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曾澈在抗团中的地位。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1月，他加入抗团时，是经过了宣誓仪式的。他说：“我参加了宣誓活动。地点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里。同时参加的还有马桂官、袁克昌等七、八个人。……我们举手宣誓后，又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已的名字。主持人曾澈对我们讲了些简短的话。然后当着我们面把宣誓书烧毁了。说这是为了保守秘密。会上还规定，以后大家见面都不用真名，改用化名。我的化名叫祝友樵。”
按，祝宗梁宣誓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对比陈恭澍进洪公祠的誓词：“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再看毕琪回忆息烽训练班的誓词：“我誓以至诚参加团体，服从领袖，严守团体秘密，服从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几份誓词基本一样，显然是曾澈从特务处原封不动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