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1)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黎铁汉等人给宣鉄吾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宣打算把这批干部据为己有。同时，应该说这也是解决“体制”不顺的一种措施。

经宣鉄吾与侍从室的德国顾问司脱乃斯商议，拿出了一份“收编”计划：第一，在体制上，把侦查、警卫两个班全部纳入侍从室的正式编制，等于是黎铁汉等30个人从此跟特务处没有关系了；第二，在待遇上，两个班的人员一律授以军衔，其中，侦查班的全体人员，不论军校还是警校毕业，也不论期别、年功，一律授以上尉军衔，称“侍卫官”；警卫班人员，由于承担的任务相对比较单一，则授予少尉军衔，称为“特务员”。

事先，宣鉄吾给戴笠发电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报蒋委员长核办”。

对于黎铁汉他们来说，这份“收编”计划一旦实现，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以“国民革命军”军官的面目出现，当然好了。张毓中说：“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事，自是十分高兴。”

正在这个当口上，侦察班书记曾澈做出了一件谁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报戴笠，称：“侦、警两班是钧座苦心训练的精华，如被他人吸收，将对团体影响甚大，请考虑婉拒之。”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电覆宣侍卫长予以婉拒”。

宣鉄吾本是好意，想让这些特务上上档次，结果给曾澈这样一来，这点“意思”全变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戴笠的手下，一个个的怎么都这样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戴笠保荐的两名侍卫官张业、莫钧“因看不惯侍卫室同仁的所作所为”，给老蒋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落到了宣鉄吾的手中。

两件事合在一块，宣鉄吾大怒，当即把戴笠找来大发脾气。当时的戴笠，还不像后来那样权势熏天，再加上宣鉄吾是老蒋的同乡，“天子门生”，又是军校学长，因此说话毫不客气：“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荐进来的人又专打小报告，原来你的人不是来护卫领袖，而是来打我们小报告的。”

戴笠百口莫辩，只好把张业、莫钧调走。

这样一折腾，把黎铁汉他们搞得极为被动，挺好一件事没办成不说，还得罪了宣鉄吾，从此宣再不给他们任何好脸子看，侍卫室的人员也开始对他们“冷嘲热讽，排斥为难”。

可想而知，黎铁汉们的一腔怨气，都冲着曾澈去了。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曾澈兄是一位忠贞热情的优秀革命干部，相信他密报的动机纯粹出于对团体的爱护，但他这次的作为使我们极不谅解，认为他太无远见。”

张毓中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看他的回忆录，从未对任何同僚口出恶言，这次说的“我们极不谅解”已经是很重的话了，足见当时大家对曾澈意见极大。

其实，站在特务处的立场，曾澈的做法不能说不对，宣铁吾的所作所为，明显有拉拢的意思，人的立场是会变的，如果正了八经地成了宣铁吾的部下，戴笠的话，还能有多大的分量，很难说。

据沈醉回忆，他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的时候，杜月笙对他十分赏识，曾托人带话，要沈加入其“恒社”。以杜老板当年的声光，对沈而言，这是极大的面子了，换个人想进还进不去呢，不料被沈拒绝。戴笠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连说：“很好，很好。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

不管怎样，曾澈在侍从室是干不下去了，戴笠只好将其调走。

曾澈走了，黎铁汉们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张毓中后来回忆说：“侦察班成员三分之二出身军校六期以上，全都受过特种训练，无论学识、资历、经验都不会低于原侍从室的警卫人员。我们当时年轻气盛，自命不凡，遭此不合理待遇深感不平，更怕此种情况，对于护卫领袖的重大职责，会造成疏忽和差错。于是向戴先生反映，希望有所改善，或干脆允许我们离开，甚至想以军校学生的身份给领袖写陈情书，向领袖面呈委屈。”

这次，一向铁腕治军的戴笠表现了少有的温和，他专门召集侦察班开会，说：“你们的委屈和处境我都非常清楚，也许你们曾经听说过，我在七、八年前所遭受的误会和屈辱，比你们现在要严重多了，但我始终抱定一切为领袖的决心，一再容忍，终蒙领袖垂爱。希望你们为了领袖、为了团体，要百般容忍，坚守岗位。……”

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戴先生说话一向声音洪亮，顾盼自如。而这次谈话竟闷坐椅上，脸色阴沉，以低沉的声调，自说自话似的，说了以上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们深深了解到戴先生的心酸与无奈。戴先生说完话，默默离去。我们之中也无人开口，我们接受了戴先生的勉励和嘱咐，决心忍辱负重，坚忍下去。”

戴笠没有说错，到宣鉄吾离任，何沄接替侍卫长，于1935年5月，再次提出将侦、警两班纳入侍从室编制，并将侦察班改为特务组，警卫班改为警卫组。这次戴笠吸取教训，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慰勉有加”。张毓中说：“从此，我们有正式的上尉官阶，有公开的特务组组员职称，我们的工作以担任外围警卫和搜集情报为主，和内围的侍卫官等密切配合，从事护卫领袖安全的使命，也是侦察班被肯定，峰回路转，转入佳境的黄金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36年，侍从室改组，何沄离任，由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兼侍卫长，第一处下边，增设一个“第三组”，由刚刚被日寇从北平赶出来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任组长，原本直接对侍卫长负责的特务组、警卫组均降一格，改为特务股和警卫股，归蒋孝先指挥。

张毓中说，“蒋组长所流露出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从此，黎铁汉的特务股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位置，老蒋出门也不带他们去了，黎铁汉这个股长，经常是连老蒋的去向都不清楚。到1936年底，老蒋赴西安而不带侦、警两股“随侍”，实已于此时种下“恶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