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59)

继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是湖南人刘建绪。

刘建绪，1892年生，湖南醴陵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

刘建绪是“湘军”的二号人物，何健配合蒋介石“剿共”的时候，刘是何健的左右手。1936年冬，刘建绪被调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驻浙江衢县。1937年，何健被内调为内政部长，随即又给放到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冷板凳上。从此，湖南与何健、刘建绪没有关系了。

在淞沪抗战中，刘建绪部作战英勇，赢得了“善战”的美名。此后，刘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

刘建绪接替陈仪，也是机缘巧合。

因福建各界“倒陈”的风潮越来越盛，老蒋不得不考虑“换马”，在一次会议上，蒋提出此意。当时与会的军令部次长刘斐，是刘建绪的同乡，趁机建议说，刘建绪现在浙江，邻近福建，何不让他去接替陈仪。蒋认为可以考虑。

据程星龄回忆，对此，蒋曾征询过陈仪的意见，陈仪认为，“自己主闽七年，各方面初具规模，良不欲让cc分子或复兴社分子继任。刘建绪正好是个无依无靠、而且比较接近自己的人，可望其‘萧规曹随’，因而欣然表示同意。”

后来，刘斐曾对程星龄说，“恢先这个光杆司令，迟早会丢掉，不如趁此机会落得个比较体面的下场。

刘斐说得一点不错，对于老蒋来说，让刘去福建，正好夺了他的兵权。另外，因当时各部部长、各省政府主席没有一个湖南人，还可以借此市恩于湘籍军人。

1937年9月，刘建绪走马上任，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仍保留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

陈仪终于走了，可以搞高诚学了。

好几年过去了，军统在福建的组织，又是新人换旧人了，此时军统在福建的负责人是易珍。

易珍，1905年生，湖南醴陵人，武汉中央军校五期毕业。

武汉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超就是这里出来的。在第五期中，最出名的学生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臧克家；另外还有一位女生孟庆树，单听她的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她的丈夫，我们曾经多次提到，那就是王明。

刘建绪来到福建以后，吸取陈仪的教训，主动修复同军统的关系，并请戴笠增派得力人员来福建工作。

此前，由于福建独特的“一省两站”的设置，造成南、北两站矛盾深刻，打得不可开交。据余钟民回忆，“1943年5月，我去建阳见戴笠，他特别问到南、北两站的矛盾情况，我以中间态度如实地做了回答。我建议把省府调统室改组，派一个外省人来负责，以调统室掩护南北两站的活动，并可起调和作用。”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即让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挑一个外省人，到福建省接替现任的调统室主任吴贞。

龚仙舫，1905年生，湖南石门县人。武汉中央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当中，龚仙舫是个很出名的人物。其实龚自从进入特务处，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先是当秘书，然后替戴笠当了一辈子的人事处长，是个纯“业务”干部。龚仙舫之所以出名，不在于他干过什么“大案要案”，而在于1946年3月17日，他与戴笠同机遇难。从此，只要提到戴笠之死，必说龚仙舫。

与龚仙舫类似的还有刘启瑞，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从进入特务处，一直给戴笠写大报告，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被“外放”到南京，当特务处南京办事处主任，负责军统迁回南京的事务性工作。然而，正是此君发现了戴笠的坠机现场，就此在现代史上有他一笔。

听了戴笠的意思，龚仙舫觉得，刘建绪是湖南人，最好派一个他的同乡前去，比较相宜，于是他推荐了自己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长易珍，得到戴笠的批准。

龚仙舫的想法，确实很对刘建绪的路子。余钟民回忆说：“易接调统室后，颇得刘建绪的器重，凡易所提出的要求，大都得到通过。”

从张超被枪决，特务们已经隐忍了5年，机会终于来了。

事有凑巧，高诚学任县长的福安县有个甘棠镇，镇上有个大家刘氏家族，其先祖是汉高祖第四代孙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就是其墓中出土了轰动一时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的那位、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也是指的这个刘胜。

刘建绪知道福建人乡土观念很重，于是就说自己也是福建人，先祖就是从福安县甘棠镇迁移到湖南的。

这下就好办了，特务们先是鼓动甘棠镇的刘姓“乡绅”请求刘建绪到老家祭祖，接着又派人制造流言，称高诚学在福安有种种“不法”行径。于是，刘建绪便以“祭祖”的名义，到福安进行“暗访”。

1943年11月21日，刘建绪到达福安，立即有人拦车“控告”高诚学，刘当即下令将高扣押。

据余钟民回忆，起初，刘建绪是打算将高解省“法办”的，“而军统特务调查室主任易珍和王调勋找刘建绪带去的军法官何绍兰再三商量后，终以‘私藏枪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判高死刑，并由易珍捏造情报谓，‘有土匪(指高的旧部)要在赛岐截劫人犯’等语，决定就地枪决。“

11月22日，刘建绪回福州，“卫兵在后押高同行，当走至叉路时，刘往西行，而高被押向北。高自知性命难保，乃脱下金戒指一枚送给卫兵，意在请求方便减少痛苦。果然高被押至刑场，即被枪决。”

至此，张超被杀的两个仇人谢荫坡、高诚学均被“制裁”。

很奇怪的是，直接导致“张超事件”的始作俑者林荫，却不在戴笠的“制裁”之列。非但如此，林荫还参加了此后一系列“为张超报仇”的活动。

据余钟民回忆，在谢荫坡被杀的同时，“曾与张超密谋倒陈的一批人，也不罢休，仍图伺机称兵作乱。当张超被杀后，郑德民、葛越溪等人曾逃往福清乡下。不久，郑德民、林沧圃约林荫和王瓒河到福清海口，计议再发动军事叛乱来打倒陈仪，并为张超报仇。郑等四人同到海口一个高山庙里，烧香摔碗宣誓，公推林荫为大哥，筹划组织武装，进行倒陈活动。”

也就是说，张超被杀之后，林荫不但没事，反而被张超的旧部引为“同道”，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此后，林荫任家乡平潭县的军事科长，1941年12月升任平潭县长。1947年，林荫当选为“国大代表”。平潭解放后，林荫退驻马祖，曾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马祖第二工作站站长，少将军衔。1963年退役，1979年病殁于台湾，享年71岁。

至于陈仪，离开福建，先是被任命为后勤总司令，陈力辞不就，后任行政院秘书长，接着又改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用曾任福建省政府主任秘书的钱履周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重庆最闲散的机构”，明显是准备让陈仪就此终老的。

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抗战胜利，台湾回归，陈仪还会迎来自己的“第二春”，并引发了至今还在争议的“二二八事件”。

不过，不管到什么时候，陈仪的身边，似乎总有一个人，在窥视着他。

这个人，就是戴笠。

对此，陈仪又何尝不知。杀张超，为自己树了一个一生的死敌，这个扣，如果不能解开，那就是一个“死扣”。

陈仪很想解开这个“死扣”。据余钟民回忆，“陈仪曾想通过徐学禹（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陈仪的智囊）拉拢严灵峰，希望严能主动去见陈仪，但为严所拒绝。”

后来，陈仪又打算通过余钟民和马凭祖给戴笠传话，希望与戴“谈一谈”。对此，戴笠的回答是“不要来”。

多少年之后，毛森在回忆录中说“戴本人胸襟宽宏，至死从未再提敌视陈仪”，其实不是。

余钟民说：“军统特务自张超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对陈仪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且军统也掌握了陈仪与日本勾结往来的材料。虽然碍于蒋介石，不敢公开揭发和打击陈仪，但也常常给陈仪增添不少麻烦。”

添麻烦归添麻烦，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他也没有找到报复陈仪的机会，不是戴笠不想，而是他办不到。

戴笠办不到的事情，毛人凤替他办到了。

只是，那还要在很多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