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58)

张超死后，戴笠令闽北站筹建了一所小学，以张超别名“佑民”命名为“佑民小学”。同时，戴笠令张超保送的那100多名学员提前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并派回福建工作。

余钟民说：“当时正在湖南澧训练班受训的福建学员(张超送去的)，听到张超被陈仪枪杀而大哄起来，纷纷要求回来为张复仇。”戴笠觉得这种“氛围”很好，于是“趁热打铁”，向军统各单位发出一封“告同志书”，大意是说张超为“革命”、为“团体”牺牲了生命，要大家学习张超的“革命精神”；要为张超复仇；要吸取张超事件的教训，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特工秘密原则。等等。

严灵峰接受了制裁高诚学、谢荫坡二人的任务，便开始着手准备。由于高诚学早已担任福安县县长，谢荫坡亦因密告张超有功，于不久前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二人身边都有武装力量，急切间下手不得，只好对二人进行监视。

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1939年9月，闽北站发现谢荫坡回到福州，严灵峰当即请示军统局本部，戴笠回电，令马凭祖配合闽北站，立即对谢进行“秘密制裁”。

严灵峰得令，命特务对谢荫坡进行全天候秘密监视。某晚，特务发现谢在南街河上某酒楼吃晚饭，严灵峰便派特务王仁贵前去执行暗杀任务（王即是张超选派到临澧去受训的学生之一）。

当晚大雨滂沱，谢荫坡吃完饭后，叫了一辆人力车回家。王仁贵带着一个特务骑自行车尾随于后。据余钟民回忆：“行至杨桥路将近三友印刷所门前，王仁贵即靠近人力车旁，一手按住车座旁边的托板，一手持卜壳枪对谢开了一枪。因王在自行车上，且谢有人力车篷阻隔，不易瞄准，谢仅口唇边被枪弹擦伤。由于卜壳枪发射吋震动，致使王仁贵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按：有人可能会说，看王仁贵那废物样，开一枪能把自己震一跟头，还当特务哪！

驳壳枪是一代名枪，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讲，太熟悉了。有人戏称，如果没有中国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大量采购，德国毛瑟兵工厂就倒闭了。但驳壳枪有个缺点，即作为手枪而言，后座力太大，每开一枪，枪身都要剧烈地往上跳一下，这样，如果打连发的话，后面的几枪都会打向空中。所以我们看过去的老电影，李向阳他们，都是把枪平过来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后座力，变上跳为横扫，打不着目标，也可以打到他身边的人。

王仁贵摔在地上，当时拉车的那个车夫还真不错，没给吓傻了，借着这个机会拉着车拼命地跑。跑到律师陈则敬家门口，陈是谢的朋友，谢荫坡命停车躲入陈家，后进入福州协和医院治疗，躲过一劫。此后谢荫坡再不出大门一步，还请了三个保镖，不是熟人，一律不让进门。

一次暗杀不成，严灵峰等本想在谢住院期间进行狙击，因协和医院有教会背景，怕引起国际纠纷而作罢。

等谢出了院，又请了保镖，下手就更不容易了。经过了解，严灵峰发现闽北站的一个运用人员林某与谢荫坡有私交，俩人过去同属于福州一个叫“寿昌派”的黑帮，于是，严决定利用林某骗开谢家的大门。

事前，严灵峰做了周密的部署，由马凭祖率便衣特务在衣锦坊谢宅周围布下岗哨，防止逃跑；由王仁贵看守谢家后门；暗杀现场，则指派闽北站行动组组长杨又凡负责指挥，并挑选了大批行动特务张拭之、郑琦、邱信坤、孙依增等。严灵峰特别指示，暗杀由郑琦和孙依增执行，因孙依增曾是张超的勤务兵，严的意思是让他亲手来为张超报仇。

当晚，严灵峰亲自出面，请林某在大根路自己家里吃晚饭，在座的，除了枪手孙依增，还有另一个特务丁进和。席间，严向林某介绍，说丁进和刚刚来到福州，有事要找谢荫坡，要林某陪同前往，林不虞有他，一口答应。

此时，丁称故离席，通知马凭祖，当晚“动手”，让他在衣锦坊谢宅附近布置好特务，然后又回到严灵峰家，与林某闲谈。

当晚八吋许，林某与丁进和、孙依增两人来到谢宅，由林某叫门，保镖询问清楚后，知道是熟人，于是开门请进。

林一进门，丁进和，孙依增以及事先埋伏多时的杨又凡、郑琦、张轼之、邱信坤等七八人蜂拥而入，将三个保镖制服后看押在门房，随即冲入正房。谢荫坡两口子正在卧室聊天，毫无防备。郑琦、孙依增二人冲入房中，冲着谢荫坡兜头就是几枪，谢妻惊恐大叫，也被打了两枪，两口子当场毙命。

再说高诚学，此君在福安县长任上干得着实不错。办教育、建农场、兴体育，颇得民众赞许，加上陈仪的信任，严灵峰想要杀他，还真不容易。

陈仪主闽达7年之久，直到1941年才离开。

陈仪离开福建，原因很多。前面说过，福建事变平息以后，陈肇英、陈仪、蒋鼎文等三人被派到福建，分别主持党、政、军工作，其中蒋鼎文任驻闽绥署主任，掌军事。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蒋鼎文被调到西北，协助顾祝同与张、杨作战，跟着就留在西北工作，驻闽绥署主任即由陈仪兼代，陈因此加上将衔。

抗战爆发，军委会在福建成立第4集团军，总司令即蒋鼎文，但因顾祝同被调到上海接替冯玉祥，蒋只能在留在西北代理西安行营主任，无法到福建上任，因此第4集团军总司令又由陈仪兼代，于是，从抗战之初，陈仪就成为福建军事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但事实证明，陈仪虽然是军人出身，他并不是一个军事长才，把他放在福建前线，殊不相宜。同时，陈仪主闽7年，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但因性格使然，闹得毁谤丛生，张超事件就是一例，“公沽”风波又是一例，其后，又因厦门大学改名事件与侨领陈嘉庚闹得不可开交。

早年，福建的国立高等教育不甚发达，到抗战开始，仅有一所公立的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也是被张超暗杀的黄丙丁。于是陈仪准备建立一所综合性的福建大学。抗战开始以后，陈先是将省立医专升格为医学院，继而又申请成立福建大学，除医学院外，增设法学、农学两个学院，并上报教育部。

当时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因福建已有陈嘉庚创立的厦门大学，同时，由于正处抗战，对于人文学科类院校的创办、增设一律不予批准，于是陈立夫以“福建已有厦门大学，在战争期间不宜增加大学”的理由驳回了陈仪的申请。

陈仪见状，干脆申请将厦门大学取消，并入他的“省立福建大学”。厦门大学虽是陈嘉庚一手创利，但此时已经由陈捐献给国家，改为公立，因此，当陈立夫当面征询陈嘉庚的看法时，陈虽然极不满意，但未便予以峻拒。

孰料，消息传出，厦门大学师生群情激奋，纷纷向教育部请愿表示反对。陈立夫本就不赞成陈仪另建“省立福建大学”，于是令陈仪将已经私下成立起来的福建大学取消，其法学院并入厦门大学；原有医学院不变。另同意单设省立福建农学院，院长为严家显。

按：严家显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但他的哥哥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时任福建省建设厅长、35年之后，继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严家淦。

一番折腾，陈仪“偷鸡不成折把米”，不但厦门大学没并过来，反而把自己的法学院送给了人家，还得罪了华侨领袖陈嘉庚，从此陈嘉庚开始为“倒陈”鼓与呼。

曾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的程星龄说：“陈嘉庚是爱国华侨领袖，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不遗余力，而陈仪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的爱国义举态度冷淡，早已引起华侨的不满。”

陈嘉庚不是张超，在福建、在南洋的华侨中，其影响力非同小可，通过四告“御状”，终于搞垮陈仪。

1941年9月，陈仪被调离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