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56)

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要动手了。

陈仪之所以下决心搞张超，其实有好几个原因。

一是张超确实太不“长眼”。戴笠的手下，无法无天之徒多了，但基本上都是“玩坏”，下绊子、使阴招，让你吃了亏、死了人都说不清道不明。像张超这样，明火执仗地跟高级官僚过不去的，看来看去，从特务处到军统，张超还真是独一份。

况且，当时的陈仪，老蒋倚为“干城”，正准备利用陈仪的亲日色彩，让陈帮他稳定日本在南方的军事举动。

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开始后，全国各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但在陈仪主政的福建政治局面，却呈现着非常暧昧的状态。”

余钟民说，抗战开始不久，陈仪曾经召集福建省各机关负责人开过一次会，“在这个会上，陈肇英公开责难陈仪没有动员抗日。陈仪接着讲话，他气冲冲地说：‘芦沟桥事变后，我上鼓岭住了几天，为了想冷静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局势，以决定福建应采取什么态度。我打了电报向蒋先生请示，现已得到答复。’陈随即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当场宣读，大意谓：‘东南方面对日本应采取缓冲态度。’接着说：‘我不是不抗日，是蒋先生有所指示。’同吋，他进一步分析说，当前还不是全面抗战的时候，要大家安守本分工作，不要搞抗日运动，以免事态扩大等语。”

按，福建省政府主席一职，老蒋原本是任命戴戟当的。

戴戟，生于1895年，安徽旌德人。

戴戟是粤军出身，后进入十九路军，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辞去军职，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戴戟也参加了“福建事变”，但他不久即抽身而去，脱离了运动。

当福建事变初起时，老蒋从分化瓦解的角度出发，本已发表戴戟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包括省府委员和各厅长也都是蔡廷锴时期的老人，但谁也没有想到福建事变很快土崩瓦解，蒋随即又改以陈仪主闽。

余钟民说：“陈仪是当时著名的亲日派，早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讨了一个日本女子为妾。他与侵略中国的日酋如土肥原等不少入是同期同学，具有一定的友好关系。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把陈仪安置在福建，主要是要他同日本军政人物搞‘亲善活动’。”

正因为陈仪主闽有这样的背景，再加上他既是辛亥时期的“老革命“，又是老蒋的浙江同乡，远非一般的高级官僚可比。张超要找他的麻烦，不是一般的自不量力，基本属于“没事找抽型”的。

第二，张超是个肯干工作的人，因此陈仪一度很欣赏张，否则，张保荐的人，也不可能一保一个准儿。另外，在特务处时期，戴笠与陈仪的相处，也还算过得去。余钟民说：“本来陈仪对福建丨警丨察机关抓得很紧，几个重大丨警丨察单位都委派了他的亲信任主管。但当戴笠提出要求安置军统特务以建立基础吋，陈仪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如厦门市丨警丨察局局长沈觐康、福州省会丨警丨察局特务组组长卓飞、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所长胡国振等，都是戴笠先后介绍来的，军统因而得以运用这些公开单位来扩展它的势力。”

但后来就不行了，张超不知收敛，个人膨胀得实在过分，令陈仪十分失望。陈仪对对张超的所谓欣赏，仅仅出于对他工作的表现的肯定，彼此并不是一路人。一旦失掉了双方合作的基础，马上就是反目成仇。

第三，陈仪身边的人，多数人都很讨厌张超。毛森说，张超“只表效忠蒋委员长及戴笠先生，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丨警丨察局长李进德等尤深恶张，怂恿陈仪除张”。

李进德，1898年生，浙江临海县人。

李进德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后到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就是史铭曾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教官。1925年秋，所有驻粤军校均并入黄埔军校，李进德任四期教官。

李进德是陈仪的亲信，陈主闽后仅几天，即于1934年2月15日委任李为福建省会公丨安丨局长，后又改称福建省会丨警丨察局，李仍为局长。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超的“亲信”高诚学、谢荫坡的倒戈，成为压倒张超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已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当即决定逮捕张超。

这个任务，陈仪交给了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叶成。

叶成，浙江青田人，生于1905年。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叶成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因此一毕业就在老蒋身边工作，曾任军事委员会特务团副团长，陈仪主闽之后，被派到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

省保安处，负责编练、指挥各省的地方保安团，基本上可以看成出于“剿共”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最先建立的是浙江，接着就是福建。陈仪对保安处十分重视，1935年，陈仪提出“谋求团警统一，协调剿匪”，将原隶属于省民政厅管辖的水陆丨警丨察系统全部划归省保安处管辖。保安处处长，最初是赵南，由副处长叶成负实际的责任。后赵南任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叶成升任处长。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保安处长，挂中将军衔呢！

叶成是复兴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属于复兴社的中高层干部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叶成与戴笠的特务处，其实是一个阵营里头的人。因此，接到逮捕张超的命令，叶成非常为难。余钟民说：“叶成与戴笠之间本来也有个人关系，对逮捕张超感到为难。陈仪说：‘我下手令给你。’叶不敢推辞，只好把此事交给省会丨警丨察局局长李进德去办。”

李进德最烦张超，接到任务说要抓张超，自然十分卖力，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侦缉队队长董兰观。

当时张超已经买好船票，打算第二天就离开福州去上海了。据余钟民回忆，张超是在福州温泉路福龙泉澡堂洗澡时被捕的。当时董兰观进去向张超敬了一个礼，并出示陈仪的手令后说：“我不得已执行命令，烦你走一趟，才好交差。”

当时张超并不以为意，“神色自若，随即上车，被拘在丨警丨察局内”。

张超死在临头还在浑浑噩噩，反倒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着了急，严曾是**党员，政治敏感性比张超强得多，以他对陈仪的观察，心知大事不好，张超要“归位”。于是当即给戴笠发出密电，请他赶快想办法，同时找到在陈仪面前还比较吃得开的胡国振，请他设法营救。

余钟民回忆说：“戴笠接到张超被捕报告后，马上拟了电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令陈仪把张超押解汉口讯办。但陈仪考虑到如将张超押解武汉，一定会予宽释；若张超不死，就不足以镇慑其它人，于是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立即召见叶成，下手令要他将张超枪决，以造成既成事实。”

张超杀黄丙丁、杀“二刘”是违法，同样，陈仪杀张超，也是违法，因为都没有经过司法审判，都是“擅杀”。在前清，督抚一级的官员，如果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先斩后奏，还要请“王命旗牌”，意思是我杀这个人经过了皇帝的批准，何况是号称以“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立国的民国呢？

在叶成来说，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干这事，大家都是复兴社干部，以后别人说起来，“张超是被叶成杀的”，这话好说，可是不好听。更重要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戴笠之铁血手段，岂能善罢甘休！

但这件事，推是推不掉的，陈仪拍胸脯说：“非杀不可，有事我负责。”

张超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据余钟民回忆。1938年6月18日，“福州发出假的空袭警报，交通管制，就在这时，张超被押往西门外刑场执行枪决。”

嗣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贴出布告：““照得张超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业经获案讯明属实，殊属罪无可逭，除判处死刑立予枪决，以昭炯戒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