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53)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大批托派分子从苏联回国，逐渐与国内的托派会合一处，并慢慢地形成了几个小圈子。
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学生为主组成，其标志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将其组织定名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选出了“中央”机关“全国总干事会”。梁干乔就是这一派的，由于他在赴苏联学习前，就曾经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国以后，中共中央又派他到广东海陆丰一带，协助澎湃进行农民运动，因此梁干乔在广东根基深厚，于是，“全国总干事会”派梁干乔为华南区主干事。张师则曾担任宣传部长。
次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同时，《我们的话》对于托洛茨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再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29年春天成立，因主办有《无产者》刊物而得名“无产者派”或“无产者社”。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书记，有这样的“金字招牌”，当然，这一派最为人多势众。
第三个成立的是“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以从“我们的话”派中分离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为首，因其机关报为《十月》，史称这一派别为“十月社派”。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组织叫“战斗社派”，因主办机关报《战斗》而得名。“战斗社”成立于1930年7月，次年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即在上海举行，因此“战斗社派”仅持续了不到一年。
但是，这一派当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严明杰，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改名为严灵峰。严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教授，这个学校集中了大批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以至于他们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托派的“支部”。
另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多次讲到的王平一。
王平一，1905年生，山东益都县人。
王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回国，化名王鉴堂。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就是王平一带回国内的。
1931年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势力最强，因而，统一的托派组织沿用了这个名字，以表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中的一派。会议选举出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在大会上，“战斗社牌”取得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主导地位，严灵峰、赵济等成为宣传部干事。
以这次大会为标志，表明中国的托派组织形成了气候，但这个“气候”极为脆弱。这固然与当时的时局有关，但与许多托派分子的思想基础也有关系。
托洛茨基有句名言：“人类的生命是如此之美丽。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彻底地从它之上洗去，而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
托洛茨基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的终极理想，可惜的是，他的中国信徒们只承继了他性格特征中对理想追求的狂热、或许还有点愤世嫉俗，而对于托洛茨基所说的“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从彻底地它之上洗去”，却没有理解到点儿上。过分地专注于与中共和斯大林的理论论争，而不是在考虑在什么样的主导思想下、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只破不立，动口而不动手，尚空谈而不去做具体的事情，本末倒置。时间长了，或遇到某种挫折，马上就是意志消退。于是，所有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幻灭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蜕变，而且蜕变到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程度。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当中，仅军统就有五个人是托派出身，而且还都干得像模像样，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梁干乔和张师。
在表面上，四个托派组织统一到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之下，实际上，其内部依然矛盾重重。
其中，“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梁干乔又是托洛茨基亲自接见过的两个中国托派分子之一，自认是“老大”。当时，“我们的话派”曾打算吸收陈独秀，以扩大影响，并委托刘仁静与陈“谈判”。结果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回来一商量，梁干乔坚决反对，此事只得作罢。陈独秀气得痛骂梁干乔，刘仁静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我们的话派”，“自立门户”。
事后，梁干乔和张师又联合起来，指责“我们的话派”“全国总干事会”被“陈独秀金钱收买”，声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带走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联络方式，使“我们的话派”内部联系中断。
1930年4月，“全国总干事会”召开会议，对梁、张进行谴责，令他们写检查。对此，梁、张二人坚决拒绝，5月1日，经“全国总干事会”决议，梁干乔、张师被“我们的话派”开除。
此后，梁干乔到上海办报，跟着复兴社成立，梁成为“十三太保”之一，后来进了特务处，并担任书记长，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之一。
张师被开除以后，一度投奔了另一个托派组织“战斗社派”。后进入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当了特务，并随调查科整体转入特务处。
中国托派中出的第三个军统特务，是谢少珊。
谢少珊，原名谢德磐，也写作谢德盘，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
1931年5月23日，刚刚成立20天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遭到了一次灭顶之灾，因叛徒告密，其“中央”被破坏，九个“执委”一下被抓了五个，只得予以改组。此后到1932年5月的一年时间中，“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接连三次改组，在最后的一次改组中，陈独秀将执委会的“书记处制”改为“常委会制”，并派年仅23岁的谢少珊为“常委秘书”。
1932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务委员会在谢少珊家开会，因叛徒告密，徐恩增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将当天参会的“常务委员会”整个堵在谢少珊家里，唯一幸免的是没有参会的陈独秀。
当晚，未经用刑，谢少珊即主动招供，因他是“常委秘书”，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托派中央”的秘书长，因此他知道所有人的情况，结果特务来了个连锅端，不仅陈独秀、彭述之，包括王平一等托派重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捕。
经“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王平一无罪释放，谢少珊则并不在被“审判”的范围之内。
事后，谢少珊改名为谢立功，似乎是纪念自己“为国民党立了一功”的意思。
很奇怪，“托派中央”这个案子，是徐恩增所破的，但谢立功却没有加入徐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而是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转入特务处之后，谢立功再一次改名为谢力公，并与余乐醒、汪祖华等人一起，成为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之一。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谢力公有个亲兄弟，就是协助赵理君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但是，早在谢力公“参加革命”的时候，二人就已经断绝关系了。幸亏谢志磐回到重庆不久就死了，否则，不知道这“恩断义绝”的两兄弟，在新的“阵营”里如何相处。
至于王平一，被释放以后，接着又被逮捕，随即宣布脱党。此后，王平一与张师、谢力公一样，先进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