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52)

邝汉的被杀，固属咎由自取，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是在此后不久的厦门战役中，守将75师师长宋天才弃城而走，导致厦门失守，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置。两相比较，显失公平，大家不免会对邝汉表现出一定的同情。

当时，厦门诗人钟文献曾写过一部纪事诗《厦门沦日百咏》，其中一首《伏诛》是这样说的：“退缩宰官理应诛，无殃丧地将雄师。赏刑失措徇偏袒，效死难求孰拯危。”钟还加了一个注解，说：“金门县长邝汉，仅仅有24名法警，退大磴办公，地失伏诛；宋天才师长将万兵，把厦门放弃不问。”

看到“民心可用“，张超又跳出来了。

福建有个《南方日报》，是由在福建工作的黄埔军校同学所创办的，于是，张超撺掇该报总编辑闵佛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为原金门县长邝汉鸣冤》，其大意是“去年金门沦陷，县长邝汉因守土失责被枪毙，而厦门守土不力的官员却未作处理”，并指陈仪以“浙人治闽”，是在杀人立威，等等。

陈仪看了怒不可遏，当即将闵佛九免职。

这笔账，又记载了张超头上。

其实，在张超刚刚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时候，与陈仪的相处还是不错的，甚至，陈仪还对他的“才干“有所欣赏”，据曾任福建省水警总队长的余钟民回忆说，“由于他（指张超）敢作敢为，也办了几件大案，从而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和器重。当时张在陈仪面前，可谓红极一时。经他保荐的县长和省政府参、咨议不下二十余人。”

余钟民说，“张超为人心粗胆大，任性逞强。当他显露头角时，更加跋扈骄横，独断独行，有时连对陈仪都不买帐，这样也使陈仪不能不有所戒备和注意，对张的信任渐不如前，有所请求，也不一定如愿而偿。而张拉拢‘民军’土匪的唯一诱饵便是封宫许愿，当一旦保荐人员而未获允准时，不免心怀怨望，常因此与陈仪面争，背后则到处詈骂，日久渐由对张不满的一些人传入陈仪耳中，更引起陈对张的猜忌厌恶，这便是陈、张反目的起因。”

等到张超暗杀了黄丙丁和“二刘”之后，张、陈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只不过陈仪找不到张超杀人的证据而已，于是，陈仪想了一个办法，以抑制张超的权势。他在福建绥靖主任公署下成立了一个叫“情报处”的新单位，准备就此把军统、中统、宪兵特务等特务组织“统一”管理起来。

对陈仪此举，张超并没有意识到是冲着他来的，还满心高兴地等着当这个“情报处处长”呢！结果任命一发下来，令张大失所望——情报处处长，派了福建省警宫训练所所长胡国振。

胡国振，生于1901年，浙江东阳人。

胡国振是老资格的军统特务了，与“十人团”之一的马策是同乡。1932年底，戴笠被任命为“浙警”政治特派员，随即又掌握了浙警省会警察局，为加强对“浙警”和警察局的控制，戴笠于次年派出了一批军校同学担任“浙警”的教官，同时作为派驻警察局各分局的督察，这其中，胡国振就是浙警省会警察局总督察。

此后，胡被戴笠派到福建，担任省警宫训练所所长，同时任闽北站督察。

胡国振与张超，虽然都是军统的人，但这俩人之间，却不对付。

据余钟民说：“他（指胡国振）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省警宫训练所所长，秘密职务则兼任军统闽北站的督察，负有监督闽北站内外勤工作之责。在省警官训练所内却没有设立军统工作组，因而不受闽北站指挥。戴笠对福建军统特务人事上作这样的部署，实际上是故意让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攻讦，以便于戴笠直接控制的一贯手法。可是张超竟然以站长领导地位自居，常用军统所谓‘秘密指挥公开’的组织原则，对胡发号施令，而胡也毫不买账，两人经常闹到公开互骂的地步。”

余钟民是1937年从日本回国的，旋即经戴笠找陈仪活动，派任省水警总队总队副。据余钟民回忆：“我去南京谒见戴笠吋，他给我以直属通讯员名义，发给密电本和军事委员会印电纸，要我回来秘密监视张超，并嘱暂不要与军统闽北站发生联系。我回福州后，对张超行为报过数次，并复查军统交下张超贪污案两起：一为张敲诈南台某大木商两干元：一为张在查办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案中贪污舞弊。”

眼看着张超在福建搞得越来越不像话，戴笠感觉有必要采取组织措施了。

1937年底，戴笠令张超卸下职务，到武汉去“述职”。

同时，为加强保密工作，戴笠令闽北站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分开，不再由一人担任，谍报股股长一职交给了金颂康。

金颂康也是浙江东阳人。金是大学生出身，毕业于金陵大学，加入特务处以后被派到福建工作，此前任闽北站书记。

按：要在福建工作，有一个特殊条件，语言必须得过关，因为福建方言非常难懂，外乡人去了，不仅没法交流，且非常容易引起他人怀疑。其中，闽北方言有点特殊，比如浦城方言，就与浙江吴语比较类似，所以派到福建的特务，除了本地人以外，浙江人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原因。

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戴笠选中了严灵峰。

说起严灵峰，此人是个奇才。

戴笠的特务处，颇多杰出人物。风高月黑、杀人越货、走低纵高、鸡鸣狗盗之徒固然有的是，能写大文章，会写个诗了、“干”了的也不少。像前面说过的梁干乔就喜欢研究《庄子》，收集了好多版本，还自己搞注释，可惜天不永年，否则成就不知如何。至于说老了以后写个回忆录什么的，那更是小菜一碟，整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那都不在话下！

但是要说军统当中的学问家、要说大师，那么非严灵峰莫属。

严灵峰，原名严明杰，生于1903年，福建连江人。

严明杰也曾信仰过共产主义，而且他是福建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9月，共青团连江特别支部建立，严明杰就是特支书记。此后严明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经短时间出任共青团福州地委书记。

1925年，严明杰离开福建到苏联学习，推荐他的是恽代英，严后来回忆说：“我乃往黄埔军校，找到恽代英，并晤见萧楚女和张太雷。由恽代英向中共中央推荐，派我往苏联留学。通过当时中共青年团委书记李求实的通知，命我前往上海报到。”

同年，严明杰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按：莫斯科东方大学，全名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亦简称“东方大学”，始建于1921年。这个学校与另外一所名称类似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不是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要晚一些，是在1925年。到1928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于是中山大学遂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由于这两个学校有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名字又类似，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学校，其实莫斯科中山大学要出名得多。像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邓小平、蒋经国等等就更加出名。还有我们多次提到的邓文仪、郑介民等等，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然，莫斯科东方大学也出了许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等，还有翻译家曹靖华，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刘少奇还是在这儿从共青团员转为党员的。另外，瞿秋白曾在这个学校当翻译。

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严明杰成为了一名托派，在这里，他还认识了日后在军统局的“同事”梁干乔，以及曾在上海站当书记的张师等等。

如前所述，1927年11月7日，梁干乔等人居然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上高呼“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口号。这一天，基本上可以看做中国托派的起源。

对此，斯大林的回答是，将这批托派学生全部控制起来，经甄别后，有的遣送回国，有的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这其中，严明杰是前者、梁干乔则是后者。

只是，此时的他们，还想不到，日后，还将在不同的阵营中，两次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