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49)
戴笠做副局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利于摆布郑介民。
原本，在特务处时期，郑介民以副处长的身份，那是铁定的二把手。现在军统局成立了，戴笠都只当了个副局长，郑介民自然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接着做副职。于是戴笠“顺理成章”地给郑安排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等于是特务处升格了，郑介民反而从“副首长”降为“幕僚长”。
不仅如此，郑介民以外，还多了个唐纵。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1922年，唐纵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入黄埔。毕业以后，唐当了几天排长，就到南京，与六期的几个同学郑锡麟、陈奠南、左曙萍等创办了一份《文化日报》。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不知道登载了什么消息，老蒋批了个“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没办法，只好改名为《建业日报》，还请陈立夫写了报头，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复兴社成立以后，将该报“收编”，并改名为《中国日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1931年底，唐纵被戴笠拉进“密查组”，就此参加了戴笠的“团体”。唐在193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到戴笠家里，谈及对时局转变的问题，大家都是疾首蹙额。戴仍然在做秘密工作，而且要扩大的努力，他要我也参加。在蒋总司令下野的时候，已得了总司令的允许，成立一组，十个人，分布各地。联络与考核各同学的行动与态度。他本要我担任书记，适其时，我在汉口，现在要我到江西去。我是立刻答应了。答应的原因，一是解决生活，二是有机会同校长接近。他要我辞了报社的事，我也愿意辞了这事。”
以上唐纵的日记，成为迄今为止所谓“十人团”的形成最直接的资料。因此，唐纵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同时，由于特务处的湖南人很多，唐纵后来逐渐成为所谓“湖南派”的领袖人物。
1932年3月底，唐纵奉戴笠之命回到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后来又负责情报工作。
唐纵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做工作也很认真，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给特务处捅了个“大娄子”。
1933年下半年，时任南京首都丨警丨察厅调查课长的赵世瑞得到情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秘密集会，当时戴笠、郑介民都不在，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于是赵去请示唐。据沈醉回忆：“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时在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
因此，在一年的“工作实录”中，唐纵说：“在此一年中，全部工作与心力，都在尽忠职务上下功夫，故能取得主官之信任，但其结果不佳，亦一憾事也。”
1936年，唐纵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1938年底回国。
与郑介民一样，唐纵也不太安于特务处的工作，因此他回国之初，本来想借机离开戴笠手下的，结果戴笠又让他主持特务处的内勤工作，前面所说的临全大会，就由唐纵为警务处特务科科长，负责大会保卫。
对此唐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只好暗自埋怨：“戴把我看成对外不行、对内必须，他把我看成是生成的秘书人材，永远替他做内勤的。”
正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到唐纵面前，老蒋的侍从室第二组改组，主管军事情报，戴笠向老蒋推荐了唐纵，唐纵非常高兴，他说：“侍从室工作，是一件多荣誉的事，我当努力尽忠职守，报答委员长。”同时，唐纵也知道戴笠推荐他到老蒋身边的目的：“雨农近来感到侍从室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唐纵确是“生成的秘书人材”，在侍从室干的顺风顺水。不到半年，1939年5月，侍从室成立第六组，综合编审所有情报，唐纵被任命为第六组组长，晋升少将军衔。
唐以为从此终于可以摆脱戴笠了，再也不干令人厌烦的特务工作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1943年，老蒋一纸命令，让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
总办、会办、帮办、坐办，都是前清的称呼，一般都是在临时设置的机构中出现，多少有点类似现在的“××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很多个相关而又不相统属的部门，“齐抓共管”某一项重要工作。请一位品级极高的官员挂名，但不一定需要视事，仅取其影响力而已，那么，这个人物，就叫总办；代替总办负责此事的，就叫会办；再次之的为帮办；具体做日常工作的，就是坐办了。
具体到军统，显然不是一个临时机构，而且戴笠的脾气唐纵很清楚，这个人从来都是独断专行，一竿子插到底，顶烦的就是别人插手军统的事情，几任挂名的军统局长，都不管戴笠的事，唐纵的这个“办”如何“帮”法，真的是很难。
思来想去，唐纵只好采取“办”而不“帮”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即还像从前一样，把自己看成戴笠的下属。凡戴开口的事，只要不是太离谱，我能办的尽量帮忙。比如唐纵负责情报工作，只要是军统的报告，唐尽可能优先处理，这样，不论什么重要的事情，老蒋最先看到的报告，总是军统报上来的，等于是不动声色地帮了戴笠的忙，几年下来，戴笠十分满意。
据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
同时，唐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尽可能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凡外界对军统的攻击，以及不利于戴笠的评价，唐纵同样原封不动地给老蒋送去看。戴笠做得太出格的事情，他也同样会拒绝，以免遭“物议”，对此，戴笠倒是也能理解。
据沈醉回忆，某次，军统和其他单位起了冲突，彼此都想“恶人先告状”，生怕自己的报告送晚了，老蒋怪罪。由于沈醉经常给唐送礼，戴认为他在唐纵那儿有“面儿”，于是叫沈去找唐，让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
唐听了之后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
沈醉一听他这样的口气，心里很不高兴，没说什么，起身就走。这时唐纵可能也觉得有点后悔，活说得太硬了，于是又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
沈醉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