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48)

军统时代

1938年3月29日，也就是陈恭澍等在北平刺杀王克敏的次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自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迄国民党退出大陆，只召开过这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因此许多文献将这次大会简称为“临全大会”。

当时已是战时，为了保密，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于3月29日白天，在重庆象征性地搞了个开幕式，由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然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消息，说代表没有到齐，正式开会还要等一等，云云。实际上，头天晚上，临全大会已经在武昌召开了。

按：在重庆举行临全大会的开幕式，除了保密的需要以外，尚有另一重含义。因国民党党章有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必须与国民政府所在地，是同一个地方，否则为非法。

此前，1937年11月，由于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南京危殆，国防会议于11月16日决议迁都重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迁都”的效率很高，当天晚上，国府主席林森即登上了前往重庆的“永绥”舰，次日凌晨离开南京并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

行前，林森极为伤感，他对送行的人说：“今晚老夫就要离京，我这就向各位告辞了。”接着又说：“我老了，今生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一定会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胜利的。”说着，泫然涕下。

这时，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张群说：“林主席不要难过，又不是上别的地方，是上重庆啊．重庆就是重复庆祝嘛，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林森一语成谶，1943年8月1日，林森因突发脑溢血在重庆逝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享年76岁。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自此，重庆名副其实地成为“战时首都”。

实际上，当时多数党政军机关没有直接迁到重庆，而是因战事的需要，暂时移驻武汉。因此，此后的十个月，军政重心一直在武汉，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

由于国府与“中枢”主要机构事实上的分离，为了确保临全大会大会在法理上站住脚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决定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在重庆举行开幕式，而将大会本身放在武汉，具体的地点就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

保密的第二个措施，是大会全部在晚间举行，一般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入场，到夜间一、两点钟结束。这样，从29日到4月1日大会结束，4天的会议，尚称顺利。

临全大会在国民党史上、在抗战史上，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些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确立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

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实行党魁制，一切事情均决于孙中山。孙逝世以后，国民党改为常委制，仅党章中保留了“总理”一节，作为对孙中山的永久纪念。

所谓常委制，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由中常会实际行使这一权力。但在事实上，由于中常会只管党务而以中政会主管政治，久而久之，中常会反而成为摆设，党内的威权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

在临全大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

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临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副总裁。在临全大会《宣言》中说：“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

至此，国民党基本恢复了孙中山时期的党魁制，从此，蒋介石不论从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均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其二，取消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于同一组织，以求国民革命新力量的集中。”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自任总团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临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最关键的表述如下：“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外交上，本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的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使官兵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

其中，“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以及“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此后不久，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汪精卫为议长，毛泽东、陈绍禹等7人代表中共成为参政员。

在临全大会上，还做出了一项决定，与前几件事相比，这个决定所涉及的事情很小，但它很重要，尤其对戴笠而言，尤其重要。尽管涉及到特务处的，仅仅是这个决定的一半，但已经足够了。

1935年5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由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三处则是丁默邨的邮检处。

在临全大会上，老蒋决定，以戴笠的特务处承继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简称“军统”；原党务处则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老蒋同时规定，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一处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的责任。

军统局是一个中将级的架子，贺耀祖授中将，那么戴笠就只能屈就少将了。至此，当了多年“黑官”的戴笠，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义，同时也弄上了少将军衔，总算可以在领章上镶一颗金星了。

而他的副手郑介民，早在1935年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的时候，就已经是少将了。

按：上面讲的都是实际任职的时间，如果说按国民政府公报所发表的时间算，那他们的授衔还都要晚的得多，如郑介民的陆军少将，是在1943年2月10日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张炎元、还有参与发起复兴社的滕杰。

戴笠就更晚了，他的少将是在1945年3月8日、即抗战胜利前夕才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被他策反的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而实际上，戴笠早在1943年就以军统局代局长的身份，挂中将军衔了。

如果以国民政府公报为标准，那么军统当中最早授将官军衔的，是曾经策反广东陆军的张君嵩，1942年1月31日授陆军少将，同一批的是冯玉祥的连襟“佩剑将军”张克侠。

对此，原军统局湖北站站长唐新评价说：“戴氏宁愿作一副贰，可以说是谦逊，亦可说是他高明处。他要蒋公知道他比别人恬澹，不计较名位。他不致太过突出，使入侧目。实际上，军统局自内至外，人人心目中，只知有一戴先生，局长为谁，是无关紧要的。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凭他个人威信，领导工作，不须藉官位以自重。在他升任代理局长以后，他的部属，亦从无人称呼他为局长。

军统时代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