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46)
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
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
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
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
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
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
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
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
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
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徒弟，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
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
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
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
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
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
1926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1927年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不久，杨虎即与陈群以及上海帮会人员制造了“四一二”政变。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三大亨”都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
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
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
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
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戴笠第一时间赶到上海，会同杜月笙、杨虎等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个组，王兆槐就是其中的总务组长，负责武器、粮秣的供应。
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了一封信：“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
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接着就开始组织武装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不成问题，广大市民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但武器可是实打实的，谁也变不出来。
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快慢机”，戴笠又从87师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就在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
南市和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
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仓库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丨弹丨、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