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34)

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时，杨虎城正在前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据亢维恪回忆，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周崧的旅美华侨，是美国的一个巨富，经常来访问杨虎城。亢说：“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

亢说，为了证实此事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杨让他马上给宋子文发一急电询问情况。

7月10日，宋子文回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

次日，宋又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则回电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

跟着又给在西安的孙蔚如发电：“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

亢说，在此后的行程中，“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到了旧金山以后，宋子文、孙蔚如先后来电，宋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稍缓返国”。孙蔚如的电报则说：“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

7月16日，杨虎城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杨还分别给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等人打电报，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杨还打电报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等人，“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此时，十七路军已经进入改编阶段。

“西安事变”前的十七路军，下辖两个军，即孙蔚如的第38军和冯钦哉的第7军，实际上这两军下面都只有一个师，师长也由孙、冯二人兼任，另外还有三个警备旅，还有特务营等一些直属部队。如果以团为单位计算的话，十七路军一共有28个团，6万多人。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冯钦哉及所部脱离了十七路军，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

余下的孙蔚如部则被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

按：所谓“×路军”的说法，顾名思义，一看便知不是固定的一级建制单位，而是因某一次战斗或战役的需要，而将几个建制单位的部队临时编组的，与“左路军”、“右路军”的叫法差相仿佛。

但是在民国，“×路军”的这一级“编制”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尤以1929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为甚，最多的时候，排到了“第二十七路军”，即冯钦哉的那一个。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一个“编制”特别有助于军头们扩充自己的部队，所谓“路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下边有多少个军都可以，也可以有若干不同等级建制的部队，没有一定之规，怎么方便怎么来。想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就全是他一手抓过来的，到后来成了气候，“中枢”也不能无视其存在了，只好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的“编制”，让他当总指挥。

杨虎城的部队，之所以只有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一个师，却又有若干独立的“旅”，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山头”归到杨虎城手下的，不可能打散了另行编组，只能是大单位和小单位混在一起。

到了1928年底，“二次北伐”胜利，老蒋“统一”了中国，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两次“编遣会议”，准备彻底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顺便统一军制。按最初的设计，全国的军队以“师”为基本的建制单位，“师”以上没有常设的指挥机构，如果有战事需要，再将若干个“师”做临时的组合。其目的是减少冗员，节约开支。

哪知道两次“编遣会议”开下来，不但没有达到整编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中原大战。在此之后，由于军阀混战、日军虎视眈眈、以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但“路军”没有取消，反而又多出来许多的“军”。因此，在这个时期，是民国军制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是广东的军阀部队，总指挥就是陈济棠，当时的准确名称叫“第八路讨桂军”，下面的的三个师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到1931年，因老蒋监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3个师也扩编成军。

1936年2月，“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取消了“第八路军”的番号。

到1937年8月22日，经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老蒋就将“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红军。不仅如此，下面的115、120和129三个师的番号，也都是原东北军或因战败、或因改编而取消的番号，不知道老蒋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是故意的，这事办的可有点小家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