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33)

在处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问题的同时，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开始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既是处理“三位一体”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老蒋在履行自己在西安期间许下的“口头承诺”。

谈判是在1937年2月12日开始的，谈判的双方，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南京方面，除了顾祝同，还有两位助手，一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另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贺衷寒。

此时，贺衷寒还是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此后不久，贺衷寒就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被老蒋叫到杭州痛骂一顿，随即将其免职。

其实，在第一期的谈判中，态度最坚决、与我争论最激烈的，正是贺衷寒。

谈判当中，双方本已初步谈妥，红军改编为3个师。结果贺衷寒提出，每个师的人数须限定在9千人，这样3个师加起来才不到3万人；而且，南京政府还要派出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副佐”、还要派出各级政训人员。最毒辣的是，贺提出陕甘宁边区要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陕西、甘肃、宁夏各省，等于是把陕甘宁边区分割开来。

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想而知，周恩来绝不可能接受。经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双方的谈判到此为止——既然我们的要求你们都不同意，那就不谈了，我们要求直接与老蒋谈。

分手之际，张冲曾向周表示，对贺衷寒的态度，他本人与顾祝同也不完全同意。这是周恩来与张冲订交的开始。

第一期谈判，也并非毫无进展，一个重要成果是，从1937年3月起，国民政府向红军提供一部分经费开支。

经张冲斡旋，蒋介石于3月22日，与周恩来在杭州“澄庐”别墅进行了会晤。

同时，张冲还给周恩来出了一个主意，请中共中央给苏联方面做工作，促成蒋经国回国，这样，为蒋介石办一件“实事”，既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还有可以通过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从中做些工作。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经多方努力，1937年3月25日，已经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叶利札罗夫（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同志偕他的苏联妻子、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和他们的儿子艾伦，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并于4月17日抵达上海。

老蒋与儿子，一别十二载，会见时是怎样一个情形，想必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惜的是谁也没有回忆这一段，倒是蒋经国一家三口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旁边有目击者。

戴笠的学生，时充蒋介石“侍卫官”的张毓中，当天正好当班,据张说：“某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我去接十至十二时之勤务。不料正在值班的蒋恒祥侍卫官，轻声地对我说：”大公子经国先生，和他的太太和儿子在餐厅里，由夫人陪着谈天吃点心，正等着见先生，这情形很特别，我对宫邸的事情知道得多些，所以今天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值班。”

张说：“我听了很惊奇，一面戚谢蒋兄的谨慎和照顾，一面好奇的向餐厅窥视。从厨房通餐厅有一个窗口，我就从这窗口，看到了经国先生，和他年轻貌美的俄籍太太，带着健康活泼的周岁儿子。我也看到蒋太太不会用筷子，夫人命人换了刀叉，她才继续用点心。”

“因餐厅距离远，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所以不知什么缘故，迟迟不见领袖召见儿子和媳妇。过了好久，领袖才命管家蔡妈（祺贞》抱了孙子进卧室去。到了中午用膳时，夫人从餐厅到卧室去了两趟，仍不见动静，夫人就独自请他们子媳孙三人吃了顿午餐。”

蒋经国回家的第一天，直到张毓中退值，老蒋都没有露面，而一直是是宋美龄以“母亲”的身份在照料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张毓中认为，这是因为老蒋“深爱夫人与经国先生，有意让夫人与经国先生一家单独相处而作的一番特别安排罢”。

张说得有道理，老蒋与小蒋，虽然已经有12年没有见面，而且小蒋在苏联还曾将父亲斥为“革命的敌人”，令蒋介石极为伤心和气愤，但他们毕竟是父子。而小蒋与宋美龄就不一样了，蒋经国1925年出国的时候，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如今却已经成了“继母”，这么大一个弯，无论是小蒋、还是宋美龄都要拐。所以，老蒋让宋美龄出面款待蒋经国一家，其目的，显然是让他们培养感情，尽快成为一家人。

此后，老蒋给自己的外国儿媳妇起名为蒋方良，并依族谱给孙子起名为蒋孝文，随即让他们到老家奉化溪口去读书。就是在此时，蒋经国认识了刚刚被幽禁的张学良，二人且度过了一段彼此“伴读”的生活，至抗战爆发，二人同时转往他处。

再相见，已是20多年以后的1959年，时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二级上将的蒋经国，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

老蒋在会见儿子的同时，国共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带着警卫乘一辆大卡车离开延安，准备前往西安与顾祝同等会面后，再转往南京见蒋介石，进行国共间的第二期谈判。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土匪打劫，在战斗中，周的副官等十几人牺牲，周恩来等只得又折回延安。次日，周恩来乘顾祝同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此时，蒋方另一个谈判代表贺衷寒已被撤职）。双方商定，周于5月下旬飞庐山，继续与蒋介石谈判。

5月27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去庐山进行与国民党的第二期谈判，恰与杨虎城同机飞往上海，正好顺道送他。

当天下午4点，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既有迎接的人，“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下车之后，杨、周二人分手，杨虎城住进了新亚酒店（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四川北路的那个，如果是的话，到可以发掘一下这一段历史），后住到了宋子文公馆——张学良也是先住宋家，然后被判刑，看来住他家，对西北方面的来人不利。

在此期间，除了宋子文以外，常来的，据李志刚说，有杨虎、戴笠，另外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上官云相，曾来看过杨。至于其他人，“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此次杨虎城的出洋属于“公派”。因此，“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据李志刚说：“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这里，李志刚的回忆有误，杨虎城向蒋辞行是在6月4日，当时老蒋已经上了庐山，准备召开“庐山谈话会”。同一天，周恩来也会见了蒋介石，仍是在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因此，1937年7月，中共代表团也在庐山，但他们并不是来参加庐山谈话会的。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老蒋还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集思广益，迈进建设”的对象——也是啊，蒋介石刚刚答应不“剿共”，哪里就能马上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请上庐山呢。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二儿子杨拯中及随从一行6人，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出洋考察”。

据李志刚回忆，在杨虎城与上官云相的会晤中，上官曾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

杨虎城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

杨虎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既然是“放逐”，那么，不让你回来，是不能回来的。

但是，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在与他人的谈话中，曾明确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

谁能想到，杨虎城刚走了不几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