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32)

早在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下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最轻的处分”了。同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由于当时双方还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顾进不了西安，也没法就任。

现在，顾祝同来了，杨虎城又走了，随部队去了三原。留在西安城里的，只有继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十七路军军部。

因此，顾祝同进驻西安后，随即派出代表前往三原“敦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否则办不了交接。

2月14日，杨虎城自三原返回西安。

这段时间，杨虎城的心情十分苦闷。

早在1月16日，在张学良迭次来信的劝说下，杨虎城已经发表通电，了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的处分，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此，目前的杨虎城，已经属于“待罪”之身。

张学良已经被幽禁，很显然，对于“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参与者杨虎城来说，这件事不能算完，当时的“撤职留任”是老蒋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目前，“中央军”已经入陕，地盘丢失，老蒋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处理”十七路军，杨虎城不能不担忧。

蒋介石似乎知道杨虎城的心理，因此，在对陕西省政府的改组中，除了让杨的老下级孙蔚如“主陕”以外，其他的位置，并没有动太大的手术，而且，用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的话说，蒋介石“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据李回忆，到了3月中旬左右，“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说，这件事老蒋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是让宋子文跟李说，并让李转告杨虎城。最初，杨对此并不在意，以为蒋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后来，蒋又让顾祝同转告，希望杨能够主动去看他。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不去不行的。

3月28日，杨虎城、于学忠从西安飞抵上海。次日，到杭州“谒见”老蒋。

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蒋最能折腾的那段“时间”，一会儿在溪口、一会儿去上海，一会儿又跑到杭州，气得宋美龄“出走”。

会见时，除了蒋介石夫妇、杨虎城、于学忠以外，还有宋子文、邓宝珊和胡宗南，李志刚敬陪末座。

据李回忆，会见的气氛，一开始还不错，当时杨虎城先问候老蒋，说：“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

蒋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可能是又回忆起自己在西安的窘境，突然生气了，开始痛骂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回忆，当时老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

说完了张学良，老蒋又开始数落杨虎城：“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李志刚说：“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总算说完了。于是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遂告辞而出。

次日，老蒋再次约见杨虎城，这次是单独谈话。

谈话时间很短，杨虎城出来后对李志刚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蒋问杨虎城，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

对此，杨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又问杨虎城，“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

杨说，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蒋就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等。

对此，杨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自己早就预料到的。

老蒋嘴上说得很客气：“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但是，很显然，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以后，最初曾打算用“拖“的办法，把出洋的事“绷”黄了他，于是杨声称自己病了，按兵不动。同时，各界人士都出来做工作，希望蒋放杨虎城一马，李志刚说：“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老蒋见杨虎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于是又通过顾祝同催促，令杨立即辞职出洋，并且，不能提任何条件，“否则无复可言矣”。

李志刚也回忆，“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

拖了快一个月，万般无奈之下，4月27日，杨虎城“呈请”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4月30日，行政院批准杨虎城辞职，并给予“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出洋考察。

5月27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及随从离开西安。

据杨的秘书亢维恪回忆，当天的送行仪式极为壮观，“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包括顾祝同等人也来到机场，同杨虎城握别。

亢还说，当天，他们乘坐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机上，他还看到了周恩来，另外，还有邓宝珊。

亢维恪说：“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按：亢维恪，1906年生，陕西蒲城人。

亢维恪是伦敦大学毕业生，1934年回国。曾给杨做过秘书，后进入教育界，曾任山西省教育厅督学，后来回到西安当教师。

当年，亢出国的时候，就是杨虎城资助的，所以杨很信任亢维恪。杨虎城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因此这次出国，就带上亢维恪，作为自己的秘书，为他处理一些文案上的事情。

后来杨虎城在出洋期间，每天都“写”日记，这些日记，就是由杨口述，亢维恪记录的。后来，亢根据自己的记录，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杨虎城在欧美“考察”期间的情况，都是由这篇回忆所来的。

由于亢并非军政人员，因此有些情况他并不了解——此次周恩来上海之行，并非专门来送杨虎城，而另有公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