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31)

2月2日晚上，刘多荃就杀回来了！

刘多荃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炮科，因此，他与王以哲不仅是前后同学，还曾是王的下级，1927年，王以哲兼任张学良的卫队队长，刘多荃就是他手下的中校队附。

王以哲不明不白地被人杀了，刘多荃岂能善罢甘休！

2月2日当天下午，得知西安城内变故的刘多荃令105师一部向西安开进，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劝说刘多荃的一路说客，刚刚出了临潼东门即被扣留，马、鲍、刘等三人被押去见刘多荃，张政枋与刘多荃的堂弟、中共代表团派去做他工作的刘澜波等则被就地关押。

次日，马、鲍、刘等劝说刘多荃不成，被刘释放。三人又跑到高陵去劝缪瀓流，同样没有结果，张政枋说,马等三人“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张本人，则在关了一夜之后被送回西安。

去平凉的陈昶新更惨，驻平凉的67军正是王以哲的部队，可想而知对他会有什么好脸子，没给杀掉就不错了。据张政枋说：“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此时，驻渭南的东北军全部渡过渭河开返高陵，刘多荃与缪澂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2月3日，中央军占领渭南。

同时，驻陕西凤翔第106师长沈克、驻蒲城骑兵第10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

西安，已经门户大开。

在向西安开进的同时，刘多荃逮捕了105师中的万毅、康鸿泰等团级军官，扣押了中共代表邹鲁风，并令该师第1旅第2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第1旅旅长、张学良联系中共的功臣高福源。

2月3日，刘多荃回师临潼，剑指西安。

刘多荃的回来，令孙铭九们心胆俱裂。

据孙铭九回忆：“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

这时，苗剑秋慌慌张张地来了，对孙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一听更急了，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

见到周，孙回忆：“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并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周“两手张开”招呼孙起来，并问他：“这是谁搞的?”

孙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

孙说，当时周恩来没说什么，就同苗剑秋走开了。

仅仅一天时间，形势已经变得不可收拾。

现在，周恩来、杨虎城、还有不知道谁说话算话的东北军，首先要思考的，已经不是撤军、还是不撤军；或者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了。

名存实亡的“三位一体”，首先要对付的，已经不是潼关的顾祝同，而是杀气腾腾的刘多荃。

很显然，再不做决断，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那就不单是东北军了，“三位一体”极有玉石俱焚。

唯一的办法，是把引起“二二事件“的祸根，请出西安。这也是可能解决当前危局的关键——刘多荃回来，显然是要找孙铭九等几个杀害王以哲的主谋“算账”，那么，先把他们转移走，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避免东北军分裂的唯一办法。

据何镜华回忆：“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偻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

2月4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在中共代表团刘鼎的陪同下，离开西安。据应德田回忆，一同走的还有文英奇、特务团连长孙聚魁、排长孙殿科、还有孙铭九族兄的孙我权。当夜，应等一行到达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2月5日，西安即发出了对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

按：不知为何，送出西安的人当中，没有直接杀害王一哲的于肇中。此后，于肇中被刘多荃抓获，并于“左公祠”将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

不久，“三剑客”都离开了苏区，苗剑秋辗转去了日本，抗战胜利以后曾在《自由中国》月刊当记者。孙铭九、应德田则先后落水当了汉奸。

除了“三剑客”，同时需要撤离的，还有孙铭九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二二事件”中去杀人的，几乎都是特务团的人。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可以想见，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