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29)

宋文梅等也是积极支持与“中央军”开战的，而且他们早已同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互通声气。前面说过，1月31日，宋等就曾经找杨虎城请愿，请求他不要撤军，被杨劝走。

而且，2月2日当天，宋文梅等还曾经到孙铭九家中去过。

按：对这件事的回忆，有两种说法。

据特务团代理副团长贾国辅回忆，2月2日当天“开会”的时候，孙铭九曾说：“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两个王旅长就要来我这里。”

贾说，孙铭九“话音未落，宋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宋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包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这个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商同昌则在回忆中说，宋文梅等人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杀掉王以哲等人，结果十七路军来的这几位说：“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撤退还是守西安?”

商同昌认为，宋文梅等人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不同，如王劲哉曾回忆：“（我们）坐汽车去孙铭九处，门上没见卫兵，叫开门才知卫兵在内，当时把我们放进一边房里，拉上门。把我们带来的几个卫兵放在对面一间房里。我们莫名其妙，七人对面无言。约十几分钟，孙铭九进来说：‘除内奸已除一个。’说后急忙又走了。这时我们才认为本身没危险，松了口气。顷刻，孙铭九又进来说；‘把王以哲打死，何柱国跑新城了。’这时，我们才知这件事的。没说什么，各自溜了。”

从王劲哉的回忆看，宋文梅等人去孙家，显然是在东北军已经杀了王以哲之后。

不管宋文梅等人在东北军少壮派采取过激行动的问题上，是不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起码可以看出，在坚持不撤军，与中央军对抗，不惜杀掉自己人的问题上，宋文梅等十七路军的人，与应德田等人持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这时，孙铭九得知，何柱国被杨虎城保护在新城大楼，而宋文梅是十七路军的特务营长，遂请宋帮忙去杀何柱国。

据何镜华回忆，2月2日当天，孙铭九曾对他说过：“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指新城大楼）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

宋接受了孙铭九的委托。

据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二月二日拂晓以后，我正在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

按：此处白志钧记载的时间有误，杀王以哲，是2月2日上午的事，没有那么早。

白立刻向杨汇报，杨反应很快，马上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白志钧“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

杨虎城慨叹：“接他（指王以哲）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白随即在新城大楼加了双岗，院里也派了流动哨。

白志钧回忆，他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的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到门口见了我，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接何军长来了。”

白志钧当然不会让他随便把人接走，白说：“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来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

对此，杨虎城说：“他们真是胡闹!”

于是白志钧出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

宋说：“我要见主任当面报告。”

这时白志钧已经明了：“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于是白对宋文梅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

白又说：“现在很明显，主任就是害怕你们一时冲动，所以才把一些高级将领接到这里保护起来，你来接何军长，主任说你们胡闹，你还不把你的人带上快走，难道硬要在这里碰钉子吗?”

白志钧回忆，当时宋文梅无可奈何，“躺在我房中的睡椅上，两手抱着头苦苦地想了半晌，眼看接人无望，便立起身来要走，我把他送到门口，叫卫兵把他的枪还给他，他才带兵坐车走了。”

宋走后，白志钧将何柱国安排在杨虎城的后房住下，并加了双岗。“这一天，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自此以后，又过了三四天，外面风潮逐渐平息，在主任住所的几位，除周副主席外，才都分别回到各人的部队中去了。”

很显然，如果不是杨虎城的竭力保护，何柱国绝对难逃此劫。

为了表示对杨虎城的感谢，事后，何柱国曾给杨虎城送来一面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搞”不到何柱国，杀红了眼的孙铭九等人又杀了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蒋斌早就被关了起来，其原委，据应德田说：是“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

孙铭九的说法，也差不多，但这个罪名没有旁证。

2月2日当天，连长王协一曾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孙铭九就派王协一前去杀了蒋斌。

这时，又有人反映：“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连长孙聚魁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孙铭九就派他去了。

一会儿孙聚魁就回来了，说：“去了以后，见宋学礼带着手枪，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了。”

杀徐方的事，据应德田说事前他不知道，是当天开会的时候，文英奇对孙铭九说：“参谋处处长徐方向南京秘密联系，请示办法。”于是孙铭九叫文英奇去酌情处理，结果文英奇去了就把徐方给杀了。

上述几件惨杀合在一起，就是“二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