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26)

8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按：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

孙铭九看大家“公意”已决，只好应承下来。

孙铭九活了91岁，日后的多少年，不知道孙铭九怎么想这天发生的事——主意是应德田出的，自己却在前面顶缸，甚至会因为这件事而青史留名。

杀王以哲的任务，孙铭九交给了商同昌，孙告诉他，叫警卫团第5连连长于肇中(原名于文俊)带一个排去杀王以哲。并叫商通知第7连连长王协一，同样带一个排，去杀何柱国。

据商同昌回忆，为防止有人通风报信：“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

王以哲是军人，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家，说去就去，人家家里是有警卫的。因此商同昌接受任务以后，就准备到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家附近去看看地形，了解一下警备情况。

军警督察处处长文英奇是开着车来的，于是文主动提出，让商坐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去王家查看。

商回忆说：“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丨弹丨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

查看完毕，商回到营部，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手下的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于肇中听了以后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

“解决”王以哲的过程十分顺利。孙铭九说，于肇中出发后不久，就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己被打死了。”

具体的情况，据商同昌回忆，是这样的：“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丨弹丨横穿两颊。

商同昌是在于肇中出发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到王家的，于带他到王的卧室去看，商看到“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

王以哲是被乱枪打死的，据高崇民说，王以哲“身中九枪死在床上”。

这时，商看到院里还被绑着一个女人，就问于是怎么回事，于说这是王军长的太太。

商同昌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又对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殓起来。”

王太太听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商同昌听了以后，当时“头嗡了一下”，于是马上责问于肇中，于低着头不说话，显然是他放纵手下抢了王家的财物。于是商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又对王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

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第5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

在商的追究之下，士兵们交回了一部分钱财（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

事后，商同昌向孙铭九报告了此事，孙让他把钱先存在营部，于是：“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

王以哲这边很顺利，人也杀了，钱也抢了。何柱国那边，却遇到了麻烦。

前面说过，2月1日，感到西安气氛不对头的杨虎城，已经将“三位一体“中的主要人物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因此，带着兵去“搞”何柱国的王协一扑了个空。王是下级军官，对东北军上层的动向无从了解，并不知道何柱国已经在前一天避走，还以为是有事外出，于是在何家中“蹲守”，并将情况向孙做了汇报。

此时，商同昌正在向孙汇报杀王的经过，于是孙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你到何柱国家去看看。”

商同昌赶到何柱国家时，见到了“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重要干部何镜华，何正与骑兵军炮兵营营长刘士玲谈话。何见到商，就对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还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士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商“又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