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24)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苗剑秋表示反对：“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她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何还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一件有什么想法，孙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何镜华说：“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立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2营上校营长，卫队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卫队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1、第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这是1936年2月1日到2月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孙铭九说：“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