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23)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1月31日，渭南前线的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月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月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2月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