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22)

1月31日，于学忠终于来到了西安。

于学忠因何到西安，谁请的，在大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

应德田的回忆是这样说的：“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

但是，高崇民的回忆，却与应德田的说法正相反：“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

比较起来，还是孙铭九说得最实在：“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渝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不管大家怎么看于学忠，此刻，元老派和少壮派两方都在争取于学忠的支持是真的，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的东北军临时统帅，哪一方面把他抓到手，就可以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于学忠一下飞机，听说王以哲一直生病，立刻就去看他。据孙铭九回忆，这时应德田马上让孙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

孙说，当时先后到王家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人。

当时，“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童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大家都在等着听于学忠的态度。

此时，于、王、何三个军长先是谁也不说话，然后又互相推，何柱国让王以哲说，王又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

对此，应德田说：“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

王以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于学忠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于是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召集，召开了“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由于王以哲生病，只好把会场由新城大楼搬到王以哲家中，就在王的卧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应德田回忆：

十七路军：杨虎城；

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据张政枋回忆，还有董英斌）；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旁听人员：在里屋的是应德田、何镜华，因房间太小，外屋还有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人。

会议由杨虎城支持。

决定东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却谁都不说话。应德田说：“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

杨虎城只好请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周恩来能说什么？于是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

应德田说，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

于是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

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又请王以哲说，王说:“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的看法。

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意见，即先撤兵而后救张。

杨虎城看到东北军的三个军长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只好说:“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杨虎城说完，就请周恩来讲话。周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

在发言的最后，周特别强调：“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对1月31日的会议，张政枋的回忆，与应德田的不完全一致。张的回忆，虽然没有应德田那么详细，却更加传神，故而似乎也更加可信一些。

据张政枋说，当晚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

第二个是杨虎城：“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

第三个是于学忠：“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

第四个是周恩来：“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

第五个是王以哲，据张政枋回忆，“他（指王以哲）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

第六个是董英斌，董的态度反而很鲜明，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

张政枋说：“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张政枋是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散会以后，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张政枋拦住于，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

张政枋说：“他（指于学忠）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根据张政枋的回忆，当董英斌讲话时，应德田曾发言表示支持，但这个说法却被应德田本人否认了。多年以后，应是这样回忆的：“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1月31日的王宅会议，完全推翻了渭南会议的那份所谓“决议”，“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一晚上的讨论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应德田等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一场惨祸由此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