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19)

张学良刚走，杨虎城就遇到一个难题。

12月25日夜里，杨虎城接到张学良从洛阳打来的电报，让他释放仍然软禁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

兹事体大，杨虎城不好擅专处理，他得跟东北军方面商量商量。

当时东北军的几个实权人物，第57军军长缪瀓流和105师师长（这个师实力很强，相当于一个军）刘多荃在渭南前线，因此杨虎城找到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问他们该怎么办好。

按张学良的安排，东北军由于学忠暂时负责，因此12月25日当天，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已经特派飞机将于学忠从兰州接了回来。因此但不知为何，杨虎城并没有找于学忠，而是找了王以哲与何柱国。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

1920年，王以哲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与陈诚同期，不过陈诚是炮科的。1922年毕业后，王以哲投入东北军。1928年东北易帜，王以哲已经是东北边防军第1旅旅长了，后王改任第7旅旅长。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夜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这里正是王以哲部的驻地。事后，王多次说：“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刻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那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我成了民族罪人。”

1933年4月，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临行前张重新整编了在华北的东北军，以王以哲为67军军长。

1934年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最先奉调到反共前线的，又是这位王以哲。1935年夏，王以哲尾追随红军进入陕南。

在这里，王以哲连续遇到了两次重要挫折，先是9月底，67军110师在甘县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刚过一个月，67军107师619团被我围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日后，正是通过高福源——王以哲的牵线，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日后不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盟局面。

何柱国，1897年生，广西容县人。

何柱国的经历，有点像秦德纯，从小就读各种各样的军校，先是黄埔陆军小学，然后又到湖北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何柱国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旋即赴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第十一期。在那个时代，学骑兵的不多，因此何柱国是正经八百科班出身的骑兵专家。

1919年，何柱国学成归国，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骑兵战术教官，所以，何柱国虽然比王以哲还小一岁，却曾经当过王的老师。

1922年，何柱国入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兼骑兵队队长。后入奉军，到1928年东北边防军整编时，何任第3旅旅长。1933年，何柱国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1935年8月，东北军组建骑兵军，何顺理成章地改任骑兵军军长，副军长就是黄显声。

何柱国与王以哲，经历都差不多，提职的速度也相仿，私交也很好。1936年8月，红军渡过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尾追他们的正是何柱国。因此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让他从中说项，协助解决此事。

王当即找何柱国，对他说：“中央逼我们‘剿共’这一手很厉害，是不怀好意”、“是一石两鸟政策。”还说：“副司令讲，‘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副司令讲得对，我们应听副司令的”等等，说服了何柱国，从此，何不再与红军为难。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有很好的人脉，除了何柱国，独立105是师长刘多荃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因此，王以哲等在东北军中，隐隐然形成了一个“保定系”。另外，王与缪瀓流的关系也很好，缪本是53军116师师长，张学良原拟提拔他为53军副军长，在王以哲的力保之下，直接让缪接替了董英斌的57军军长职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张学良被扣以后，他指定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倒是王以哲有成为“领袖”之势，有什么事，大家都唯其马首是瞻。

杨虎城与王、何二人商议的结果，应德田有详细的回忆。

应德田也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小人物，在这里要岔开一笔，说说应德田，否则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

应德田，1900年生，辽宁灯塔县人。

1929年，应德田毕业于东北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32年回国。

应德田毕业的时候，张学良正任东北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应德田曾作为代表发言，从那个时候，张学良就认识了应德田。

1934年，张学良任命应德田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少校科员，次年又晋升为中校秘书。1935年9月，应德田随张学良入陕。

这一时期，应德田并没有具体地去做“剿总”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替张学良做外联，联络一些东北的熟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据应讲，他联系过的有李杜、杜重远、唐聚五等等。

1935年6月，根据张学良的授意，应德田组织了“东北大学校友会”，并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成立了分会，以应德田为执委会主席。用应的话说：“张学良将军建议组织校友会，是有沟通声气的意图。”

另外，张还要借重应德田的才气，以备“顾问”。应说，刚刚进陕的时候，张对“剿匪”还很积极，曾拿来一部《绥寇纪略》，让应德田研究，然后把其中的“精华”讲给自己听。

《绥寇纪略》“是一部记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的斗争过程直至明亡的史书，里面关于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关于明朝将领如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关于两方斗争和战争情况及胜负因果，都记述甚详。”应认为：“张学良将军所以要我看这本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

应外，应德田还做些秘书工作，比如，把张学良的讲话进行整理、汇编等等。

在此期间，应德田还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早已大家熟知的孙铭九，时任张学良的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1936年6月30日，即“艳晚事件”的第二天，张学良令孙铭九改任卫队二营营长，以应德田接替孙铭九负责参谋秘书室。

另一个就是苗呈实，号剑秋，以号行。

苗剑秋，1905年生，辽宁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与应、孙二人不同，苗剑秋并不是张学良的下级，在“剿总“里并没有职务，据应德田说：“（苗剑秋）在张学良将军这里，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名义，大家一般称他为“苗秘书”，其实他自始至终在机关里没有职务，颇似古代的养士或食客性质。”

应德田的回忆（也包括孙铭九的一些材料），其中颇多令人疑惑之处，但很多事情是他直接操办的或亲身参与的，有些有旁证，可知其所言不虚；有些，就只能听他的“一家之言”了，因为别人不知道。

1936年9月，应德田帮张学良办了一件大事——成立“抗日同志会”。

用应德田的话说：“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

应德田回忆，大约是在1936年7月底，张学良找到应德田和孙铭九，详细地对他们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

对此，应德田和孙铭九表示完全拥护张学良的决定。当时，“张学良将军把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大小的本子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和我相继签了名。以后发展会员都在其上签名，这个本子就成为同志会的签名簿。”

当年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始人共15人，除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三人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等，其中刘鼎、刘澜波、苗渤然都是共产党员。

抗日同志会的领导机构和人员，都是张学良定的，其中，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在9月的抗日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又增设了一个理论宣传部，部长为苗剑秋。

至此，所谓东北军少壮派的“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就在抗日同志会凑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