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17)

关于刘乙光，还有一件趣事，值得说说。

那是在1948年，张学良在研究明史之余，忽然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刘乙光为他买一部《指月录》，这本书是在成都出版的，当时他们已经身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买。于是刘乙光给他原来的搭档、当时正在成都的许建业写信，让他代购。

许建业认识南怀瑾，就请他代购了一部《指月录》寄给了张学良，同时，南怀瑾还送了许建业一套《维摩精舍丛书》。

后来南怀瑾也到了台湾，并打算重新印行《指月录》。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台湾，还是“文化沙漠”，因此整个台湾，连一部《指月录》都找不到。

刘乙光学过禅，而且跟南怀瑾拜过一个老师，所以南、刘二人是同学，同时也是好朋友。于是南就找刘，问能不能跟他借一下《指月录》。刘说，张将军早已信奉西教，这部书留着也没有用了，就还给你吧。

这时南又想起他送给许建业的那套《维摩精舍丛书》，于是就打听许建业的下落，刘乙光说，这部书，许建业早已经送给我了，干脆一并奉还吧。

这就是《指月录》和《维摩精舍丛书》得以在台湾印行的原委。说起来，刘乙光对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也做过贡献呢。

这段往事，南怀瑾在《南禅七日》当中还特别讲过。

早在1940年，以“管束”张学良有功，刘乙光就已经晋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然而，其职司，依然是带着手下那几个便衣和一个连的宪兵，陪伴着比他小三岁的张学良。

南怀瑾曾经借用苏轼的《洗儿》诗意赠刘乙光，“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暗喻刘乙光一辈子的事功仅仅是当个看守，而当看守居然也能熬成少将。

1962年，64岁的刘乙光，在与张学良共同度过了25年之后，终于被调回国防部情报局（即原军统局、国防部保密局），两年之后退休。

25年的岁月，不可谓不长；25年的岁月，刘乙光与张学良一起“慢慢变老”。这25年，与张学良一样，刘乙光同样耗尽了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不一样的，张学良还有赵四相伴，刘乙光却把自己的老婆熬成了疯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5年，刘乙光又何尝不是在坐牢呢？

1982年，刘乙光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继刘乙光之后负责“管束”张学良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杭州特训班第一期毕业。

与邱秀虎、韩庆徇一样，熊仲清也是最早到张身边工作的便衣特务之一，

1937年11月29日，张学良现在日记中写道：“自赣西饭店迁于绛园，此园为一萧姓住宅，我分租的。”这个“绛园”就是熊仲清物色的，其房东肖绛君是武汉大学教授，房子很大，没住几个人，于是由特务队包下，每月租金160元，实际只住了不到一个月。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许建业调走，熊仲清升任副队长，1962年接替刘乙光任队长，直到1966年退休。

尽管熊仲清“陪护”张学良的时间最长，但他没有熬上将官，到退休是也仅是上校。

第三任“队长”是段毓奇。

段毓奇是福州人，1957年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到1980年为止，也干了23年。

段毓奇的长子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士，他的前妻、也就是段毓奇的儿媳妇非常出名，研究台湾文学的应该都知道，那就是著名作家陈若曦。

段毓奇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任，是李震元。当时对张学良的“管束”已经放宽尺度，因此将“特务队”改称“第一特勤组”，李震元为组长，直到张学良赴美国为止。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举行了宗教婚礼，女方的证婚人，正是黄仁霖。

1979年10月5日，农历中秋节，张学良第一次在台北公开场合露面。

1991年，张学良夫妇获准赴美探亲。

1995年4月，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

尽管张学良一生当中多数时间都处于逆境，但他惊人的长寿，使他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的亲棚、故旧和对手的凋零，有的甚至看到了两代。

老蒋，逝于1975年，享年88岁；

小蒋，逝于1988年，享年78岁；

宋子文，逝于1971年，享年77岁。

张群，逝于1990年，享年101岁。

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1946年，年仅49岁。

于凤至，逝于1990年，享年92岁。

赵一荻（又名赵绮霞，即赵四小姐），逝于2000年，享年88岁。

张学思，逝于1970年，享年54岁。

张大千，逝于1983年，享年84岁。

王新衡，逝于1988年，享年80岁。

王一方，因火灾死于1993年，年仅41岁。

算将起来，只有当年的知己宋美龄活过了张学良，于2003年以106岁的高龄辞世。

夏威夷的海滩，当张学良坐在轮椅上，远眺海天之际的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感到一丝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