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16)
张毅夫转述张学良的话说：“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张学良前面所说的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去考究，因为毕竟都是琐事。最后说的这件事，即“二二八事件”的前后，张学良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这也是张学良、刘乙光二人的相处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
1947年3月1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刘乙光告诉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当时，张学良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广播可听，所有的时事、新闻，只能听刘乙光告诉他。
对当时的乱局，张学良很敏感，他在日记中接着说：“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3月5日，张学良说：“昨晚竹东来一卡车，米、面、菜蔬不少。这是怎么一回事，起初一点不知道。后来刘队长告知了一些，但真情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紧张，我也未能好睡。”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请老刘过来想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刘是怎么一同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
3月7日的日记：“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地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3月8日：“一早，刘太太又偷偷地来了，假辞借烟，可笑!吃饭时，老刘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但是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可气，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想了一想，他们可怜又可笑!后来‘细蛮子’(刘乙光之子)来到我房子玩，我看见赤子天真，与虚伪鬼祟相对照，真使我有甚大的感觉，古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正此之谓也。我气他们，我……也心不赤子了!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必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镜。”
张学良所说的：“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掌握了确实的材料，或者是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刘乙光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张、赵二人杀掉。
我们可以想一下，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期间，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先后辗转了16个监禁的地点，那时遇到的情况岂不更复杂？不比台湾的情况更加令人莫测？张学良也没有发现刘乙光对自己有任何居心叵测的地方，怎么这次面对“二二八事件”，刘就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心狠手辣了呢？
不过，即便没有证据，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学良，一个处于长期监禁中的人，经常会出现“境由心生”的情况，其思想方法和敏感程度，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可以揣测的。
所以，那几天，张学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张毅夫说：“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就在张毅夫临时“看守”张学良的时候，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偕夫人和孩子也到井上温泉来看望了张学良。据张毅夫说，张治中在那里吃了一顿饭，谈了两三个钟头。但张毅夫很知趣，他没有“旁听”张学良、张治中的谈话，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
据张治中回忆，因老蒋有规定，监禁中的张学良不得随便会客，因此张治中找了他的学生、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彭不敢答应。张治中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张治中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感于张治中来看自己的高义，张学良赠给他一首七言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当时，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还给他们俩照了合影，就是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
张毅夫走的时候，张学良给他也写了一首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眼不得，枕上泪难干。”并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
据张毅夫回忆，当年年底，刘乙光到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对张毅夫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
张毅夫的回忆、张治中的回忆、还有前面多次提到的邱秀虎的回忆，是有关张学良幽禁生活的最直接的材料。多少年以来，由于能够亲眼见到张学良的人极少，而其中像老蒋、小蒋、宋美龄、王新衡等人又不肯公开谈起此事，因此，这几份回忆材料就成了有关张学良后半生生活的最权威的资料，也是所有有关张学良传闻的蓝本——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这么生发开来的。
直到多少年以后，张学良部分恢复自由，特别是张的部分日记、信件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所看到的许多东西，不免荒唐与浅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