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15)

在郭冠英对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的采访中，刘伯涵曾谈到：“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在这里，刘伯涵特别提到：“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云云。

张严佛就是张毅夫。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一下飞机，便被送到宋子文公馆，当时负责“押送”的就是张毅夫，他带着刘乙光和邱秀虎等10个便衣在机场接上张学良，张毅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宜与张学良“朝相”，于是就躲在人群中。因此，张严佛早就见过张学良，但张学良却没有与张毅夫打照面，

张毅夫与张学良初打交道，是十多年以后的1947年10月。当时，军统局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并迁回南京，但军统在重庆盘踞了十来年，不是说搬走就搬走的，有许多后续事宜需要处理，于是成立了一个“结束办事处”，让张毅夫当主任，处理这些乱糟天的事。

这天，张毅夫接到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张毅夫和刘商定：张学良到了以后，将他安排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张毅夫指派“结束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

为了保密，张毅夫特别指示刘乙光两个问题：第一，押解张学良到重庆的时候，不要进市区，而是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以免被人发觉。第二，不要把送往台湾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而说是送他到南京去。同时，张毅夫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专机。

张学良曾在日记中记载：“在渝期中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远举等人来访。”

张学良笔下的“许远举”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远举”，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

张毅夫也回忆说：“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

飞台北的专机联系好以后，张毅夫到松林坡告诉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还很高兴。次日，张毅夫两口子又赶到白市驿机场，为张学良和赵四送行。

这是二张第一次面对面地打交道。

1947年10月，刘乙光那位早已患了精神病的太太在台北住院，刘请假一个月去医院陪护。因此郑介民令时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毅夫临时去陪张学良几天。

据张毅夫回忆，当时是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起与他谈的话，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

对此，张毅夫认为：“（郑、毛）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的好听一些。”

张毅夫跟毛人凤不对付，保密局成立以后，张被排挤得够呛，先是被借故留在重庆处理善后，不让他回南京，然后又成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所谓“设计委员会”，让张做主任，一天到晚没有任何工作可做，烦得要命，正好借机会到台湾去散散心，于是就答应了。

张毅夫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怪病，大概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好了以后留下一个后遗症，鼻子变歪了，所以形容十分古怪。

张学良是美男子，最重仪表，1946年初见张毅夫的时候，很不愉快，心想保密局是没人了还是怎么着，派这么个人来看我。

但张毅夫是大才，据说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很肯定他，说他鼻子虽然是歪的，但心却不歪，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果然，一谈之下，张学良发现张毅夫不是一般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话不谈”的朋友骗了张学良，说是去南京，结果把他送到了台湾。不过，对此，张学良并没有怪罪，他也理解张毅夫，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是耳。

所以。1947年10月的这次见面，对二张来说，是故友重逢。同时，这么多年了，终于出现了一个刘乙光以外的人，憋了几十年的苦水终于可以倒出来了。

解放以后，张毅夫曾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张学良的谈话，他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