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14)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的生活用度。

前面说了，幽禁中的张学良，旅游是常事，不仅在溪口如此，转移途中，依然轻裘缓带、好整以暇，十分潇洒。

旅游就要吃饭，因此野餐的机会也很多。据邱秀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前面所引的张学良日记，也能看出，野餐的记载相当的多。

生活条件最好的，要说是在溪口的时候。邱秀虎说：“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

这是早餐，再看正餐：“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

邱秀虎说：“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学良很注意保养身体，邱秀虎说：“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关于物资供应，主要是特务队去采购，邱秀虎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

再就是朋友们送，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

据张毅夫回忆，1946年11月，郑介民让他去看望张学良，当时，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

对于穿着，张学良不太讲究，邱秀虎说：“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特务们刚到溪口的时候，需要集体定做便装，但溪口没有服装店。于是副官应汉民就找到宁波的利康西服店，让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特务们量体裁衣。由于他常来，就知道张学良住在溪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

由于家当太多，到张学良离开奉化的时候，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丨警丨察局长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载运人员物资，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个排在前面开路，再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离开溪口，浩浩荡荡前往黄山。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日趋匮乏，供应困难；加以不断迁徙，跑跑颠颠，张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这也是事实。邱秀虎就说：“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1938年底，张学良被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来又到贵阳、开阳、息烽等地，这是他在大陆幽禁时期条件最差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心情最坏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管束”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了。为保险起见，军统局派特务王崇武当了修文县的县长，又派邱秀虎为修文县保安丨警丨察大队副大队长，后来邱被调任贵州省会丨警丨察局侦缉大队长，由接许建业任特务队副队长的熊仲青接替邱任修文县保安丨警丨察大队副大队长。

邱秀虎说：“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2年2月，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军统局又派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派刘育乡本地出身的特务王尧为刘育乡乡长。

会客也没那么自由了，在麒麟洞养病期间，戴笠看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于是派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丨警丨察局局长夏松等人来陪张聊天、打扑克，聊以解闷。

这些有机会见到张学良的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军统特务。其他的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会见张学良，邱秀虎说：“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1946年4月22日，张在日记中写：“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莫柳忱即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东北元老莫德惠，经蒋同意来看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亲友的信件。因机会难得，多少年没见过军统以外的人了，所以张“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李肖白，军统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是来监视莫、张会面的。

其次，这一时期，张学良精神上极其苦闷，只好以打麻将消遣，再就是看报。每当看到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张学良就会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

无奈之下，张开始研究明史，多少年之后俨然大家。

1940年，已调任贵州省会丨警丨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邱秀虎去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张很高兴，说：“邱秀虎，你在丨警丨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

邱秀虎回忆，此时的张学良，“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3年，邱又到开阳去看张学良，此时的张精神更加颓唐，他对邱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

1944年，张学良被转往贵州桐梓县，此时，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邱秀虎回忆：“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在贵州监禁期间，张学良还生了一场急病。

那是1941年7月6日，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张学良的生病及治疗，军统局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外科找谁、内科找谁，都安排了“可靠”的大夫，不能到外边随便看医生的。然而，看张学良的病势，刘乙光认为找这些大夫都不行，必须马上送贵阳，找大医院。

然而，张要离开修文，须打电报请示重庆军统局本部，一来一回，万一耽误了时间，人死了怎么办！

于是，刘只好去找自己原来的手下、贵州省会丨警丨察局侦缉大队长邱秀虎商量对策。经讨论，刘乙光决定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说。

吴鼎昌，1884年生，原籍浙江吴兴。吴本是银行家，曾先后任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299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吴鼎昌为主任（谢晋元死守的四行仓库，就是这四家银行联合出资在上海修建的仓库），后吴鼎昌成为财政官僚。抗战开始以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吴鼎昌听了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当即同意将张转送贵阳治疗。刘、邱又到贵阳医学院找到了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给张开刀。

邱秀虎回忆：“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丨警丨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经检查，张学良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保险起见，当时杨静波只给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术后，在张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他暂时移居贵阳麒麟洞。当年冬天，张的阑尾炎再次复发，刘又将杨静波大夫接到麒麟洞，为张学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张才算度过一场大劫。

对于刘乙光担着干系送他到贵阳治病这件事，张学良一直心存感激，到晚年仍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