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12)
关于张学良与特务们的相处，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尤其是特务们对张的“虐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自己也参加过“虐待”张学良似的。这些说法当中，肯定有些是接近事实的，因为彼此之间，总归是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不可能事事都由着张副司令的脾气。但如果说有意虐待，个人以为，就是借刘乙光们几个胆子，这些人也不敢。
第一，张学良是戴笠的把弟，以戴笠之心狠手辣，他手下这些人去虐待张学良，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老蒋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关张学良一辈子。张被终身监禁，是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结果，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万一哪天老蒋把张学良给放了，以张的身份地位，要“反攻倒算”几个小特务，如同碾死蚂蚁。除了自己找“不自在”，没有人会故意同张学良过不去的。
引起争议最多的，自然是刘乙光，此人一辈子的最大成就，就是“管束”张学良，当了一辈子看守，最后熬成将官，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
据说刘乙光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刘没有公开这些东西。既然刘自己不愿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听听旁人是怎么说的。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郭冠英曾经采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按：郭冠英，生于1949年，时事评论家。
郭冠英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与一位政治系同学王一方成为好友，这位王一方正是王新衡的儿子。
王新衡，我们前面说过，与蒋经国是留苏的同学，回国以后，曾在张学良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当科长。1959年，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从此开始与张学良第二次“来往”（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时，就曾经与张学良就伴），蒋经国考虑到王新衡与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令王协助自己与张打交道。此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还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会。
正是通过王一方，郭冠英结识了他的父亲王新衡，又因偶然的际遇，认识了张学良。从此，用郭冠英的女儿郭采君的话说：“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据郭冠英记载，关于刘乙光一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刘伯涵是这样说的：
“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张学良确实很喜欢刘乙光的孩子，1956年9月15日，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指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次子的小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
郭冠英又问刘伯涵：“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说：“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张、刘之间的关系：
1954年年12月25日，张学良写：“早起写上总统及夫人（指蒋介石夫妇）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阅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
事情的起因，是刘乙光要到台北阳明山去参加“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听了，突发奇想，打算请求蒋介石，让自己也去参加集训。
这件事，刘乙光觉得非常重要，担心派手下去送信误事，于是张学良把自己的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讲一遍还不行，刘乙光又怕自己转述不够准确，让张给他写一个大概，他见了老蒋好照着说。
12月27日：张学良写：“老刘由台北返来，告知彼到后即报到，总统夜九点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承允，说好了。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
“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是说当时蒋答应了张的请求，刘乙光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知道蒋介石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卦了，觉得放张出来不妥。对此，张学良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在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脾气，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指赵四)亦加劝言。……”
29日，张又写：“老刘今早未行，又来余室，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余深感其意(老刘好意可感也)，立即再改，交彼即去台北。”
起码在这件事中，张学良连续五天的日记非常能说明问题，即他与刘乙光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守与犯人的关系、否则，刘乙光不会因看到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曙光而高兴得“一夜未能好睡”，张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刘面前“大发脾气”，刘更不会因张学良“胡写信”而来“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